王主任擦了擦手，拿起钢笔在报告单的“家长意见”栏签字。
“同意定期复查。”
这六个字写得极慢，每一笔的起承转合都带着某种生硬的顿挫。
如果有懂行的人拿放大镜看，会发现这六个字的笔画走势，与孙子作业本上那七道被涂黑的短线完全一致。
他合上报告单，把它塞进书包的最底层。
与此同时，林工正在市建科院的旧机房里干脏活。
搬迁在即，成吨的废旧硬盘需要清点销毁。
空气里弥漫着积灰受热后的陈腐味道。
林工手里捏着一块编号模糊的旧盘。
盘面上，用激光蚀刻着七行竖排的乱码符号，每一行的末端都诡异地少了一笔，像是一群缺胳膊少腿的士兵。
他看了一眼四周，监控死角。
指甲盖在这个瞬间变成了最精密的刻刀。
他对准第七行符号的末端，轻轻一划。
力度控制得妙到毫巅，没有刮破表面的黑漆，只是在涂层下方的金属基底上压出了一道0.01毫米深的凹痕。
第二天，这块硬盘被扔进了强磁消磁机。
嗡鸣声中，所有磁记录数据灰飞烟灭。
但在随后进行的例行x光安检扫描屏幕上，那道物理压痕在透视成像中格外刺眼——它补全了最后的一笔，在这块已经没有任何数据的死盘上，显影出一个完整的字符：“7”。
林工站在安检机旁，看着那个数字滑过屏幕。
当破坏需要被预设，它就不再是终点，而是某种仪式的起点。
这种“预设”的手段，王主任玩得更花。
他在整理旧物时，翻出了一张1987年“第七十九工程组”的老合影。
照片的右下角有一块模糊的蓝渍，像是谁不小心滴上去的钢笔水。
王主任没有擦，而是戴上老花镜，举着放大镜凑到了跟前。
那根本不是墨渍。
那是七个极微小的凸点，排列成一种反常理的几何形状，紧紧吸附在相纸的纤维里。
当天晚上，王主任找来一根针，蘸取了微量的蓝墨水。
他在孙子那本作业本的空白页上，以完全相同的间距和角度，点下了那七个点。
第二天，孩子在学校写作业时觉得这一页有点脏，拿起橡皮用力擦了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