钱的人多。
它不但需要天时地利，更需要一个有头脑，有远见的人来掌控。
所以对于真正掌控着簪缨世家的这批人来说，他们一来需要把大量精力投入到仕途上去，二来也不一定读书做官做得好，你经商就能经的好。
一个典型的例子就是改开早期，大量握着权力的二代们，也就是卖批文而已，真正能打造商业帝国的，严苛点来说一个也无。
所以这些掌握了地方权力的簪缨世家，只能通过各种手段，挑选一些人代替他们，用他们手中的权力，去进行商业活动。
这在之前的重农抑商的环境中是可以的，因为那时候的经济活动，更依赖于权力，体量也没那么大。
但到了现在，就完全行不通了。
是以到了现在，在利益越来越大，越来越需要人才掌舵的时候，江南的士绅豪商集团不可避免的开始了剧烈分化。
大量成功商人，急于摆脱背后家族、权力的掌控和制约。
而他们最有希望成功的方式，就是皇帝召开共和大会，他们凭借强大的财力和影响力，当选议员。
虽然议员这个身份，并不能等同官员，也没有多少实权，但地位崇高，身份摆在那里。
若是成功竞选上一省的共和议员，那就算是巡抚，还得是本省巡抚这样的现管，要把你吃干抹净，也还是需要很大一番气力的。
同理，在这些大商人下面，也涌现出了很多平民出身而成为中小资本家，资产阶级的人。
他们可能到不了省议员这个层次，但即便是府州县的议员，也可以让他们在很大程度上避免府州县官吏的无礼骚扰，以及应付复兴公司这种庞然大物的店大欺客。
而这些太学的学子，他们大部分都出身于这种资产阶级家庭。
比如陶必铨，他的兄长就是一个给兴唐太平府(马鞍山)江南钢铁厂，供应铁矿石的中等资本家。
若是唐山开了共和议会，他兄长就很有可能在落籍的兴唐太平府当选府议员，那他们陶家的这份家业，就更有保障了。
甚至不但是这些人，其他一些比如码头工人领袖，城狐社鼠的黑社会头子，做不了官，但是在地方上很有名望的乡贤，都希望自己能当选议员，以对抗来自官吏的强大掌控力。
阿森看着学长们在那里慷慨激昂的发表观点，脑袋不停地点，父皇常说，议会之权不能自上而下的赐予，而要自下而上最后顺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