曾铭并没有直接回家。
雨丝依旧绵密，敲打着青石板路面，发出沙沙的轻响。曾铭与李维恭的会面如同在悬崖边走了一遭，那二十根大黄鱼的沉重任务和李维恭眼中近乎疯狂的决绝，让他感到危险。
曾铭凭借着多年地下工作练就的反侦察技巧，在湿漉漉的街巷中穿梭、迂回，像一抹游魂，最终悄无声息地融入了法租界另一片区域——一个由我党严密控制的、看似普通的居民区。
确认绝对安全后，他闪身进入一栋不起眼的石库门建筑的后门。
有节奏地敲击数下后，门悄无声息地开了一条缝。曾铭迅速侧身而入，门在身后轻轻合上，隔绝了外面的风雨和危险。
屋内灯光昏暗，只有一盏小台灯照亮书桌一隅。
一个戴着眼镜、面容清癯的中年男子正坐在桌后看文件，他名字“老何”，是曾铭在津塘的单线联系人，也是我党在津塘地下组织的重要领导人之一。
听到动静，“老何”抬起头，看到曾铭紧绷的脸色，以及身上未干的雨气，眼中闪过一丝讶异和凝重。
他放下文件，没有说话，只是用眼神示意曾铭坐下，并递过去一杯早已备好的热水。
“老何同志，”曾铭接过水杯，指尖因为紧张和寒冷而微微颤抖，他没有寒暄，直接切入主题，声音压得极低，“我刚和‘渔夫’，军统津塘站的新站长李维恭紧急接头。”
“老何”眉头骤然锁紧，示意他继续说。
曾铭将今晚接头的经过、津塘站的惨重损失、“夜莺”小组可能有人叛变、以及李维恭要求的巨额资金——二十根大黄鱼的紧急任务，原原本本、尽可能详细地汇报了一遍。
“情况就是这样。李维恭已经被逼到了绝境，他现在像输红了眼的赌徒，只想不惜一切代价快速重建，甚至有些不顾后果。我感觉，这次任务风险极大，但拒绝或拖延的后果，同样难以预料。”曾铭的语气充满了忧虑。
“老何”静静地听着，手指无意识地在桌面上轻轻敲击，消化着这大量而震撼的信息。良久，他才缓缓开口，声音沉稳而冷静，带着一种能安抚人心的力量：
“曾铭同志，你提供的情况非常重要。军统津塘站遭受重创，这对整个津塘乃至华北的抗日形势来说，都是一个损失。虽然我们与军统信仰不同，但在民族危亡之际，抗击日寇是第一位的大义。他们若能恢复部分活动，确实能在一定程度上牵制日伪的力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