韦斯利温斯特看着专栏页面上的文章标题：星期六晚邮报：对现实的恐惧——论一种美国式的精神逃避，埃德蒙威尔逊
近日，文学界发生了一场小小的交锋，颇具启示意义。星期六晚邮报——那份致力于描绘一个不存在之美国的、发行量巨大的周刊，对一部名为布朗克斯的故事的小说发起了抨击，指责其道德模糊、煽动仇恨且缺乏建设性。
在这场争论中，邮报的批评家们所展现的，是一种可被称为“程式化乐观主义”的审美病症。这种态度要求小说充当社会镇静剂，而非诊断工具。他们指责这位年轻作者选择了“简单的路”，此说堪称荒谬。在这片土地上，最简单的路恰恰是重复那些令人宽慰的陈词滥调。
这位小说家的真正勇气，在于他拒绝将美国生活简化为一套可预测的励志寓言。他的作品延续了自德莱塞与弗兰克诺里斯便已开创的自然主义传统，那种试图以科学般的冷静、记录社会力量如何挤压个体命运的努力。
倘若邮报的编辑们读过斯蒂芬克莱恩的街头女郎玛吉，便会知道对贫民窟生活的现实主义描绘绝非什么“煽动”，而是一个可追溯至十九世纪的庄严文学传统。
然而，邮报对此的评判，揭示了一个深刻的现实，他们与这位作者之间的分歧，远非文学趣味之争，而是阶级的分野。一边是习惯于通过镀金边框眼镜观察世界的人，另一边则是生于斯长于斯、熟知每一块砖石温度的人。
前者要求文学提供逃避，后者则坚持文学必须承载见证。
布朗克斯的故事或许并非完美之作，但它至少试图在讲述一个真实的美国，一个并非总是明亮，却因它的诚实而值得被书写的美国。而星期六晚邮报的批评，则代表了一种精神上的退缩，它终将被抛在身后，如同马车时代对铁路的恐惧，最终只成为历史注脚里一丝值得怜悯的焦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