画城小学一向很安宁，安宁得连知了都发不出声儿，被欺负了，也没人会出头，不会失态，只是在他身下奋力挣扎，痛得撕心裂肺也没有尖叫，怕惊醒正在午睡的孩子们。
后来钱东昌看见梁梅写在日记本上的一句话。
幸好。孩子们的世界很安静，安静得像被裹了一层厚重、潮湿的棉被。
那时候，女人好像是习惯沉默和隐忍的。每年新来的老师年轻又水灵，还带着师范院校生的高傲。
按理来说，梁梅是不应该出现在这里的，她吃到了时代红利，早年考上中师，理应编在初中教师队伍里。但偏生她性子硬，又不懂得怎么钻营，经常得罪人当然把她下放了。
钱东昌从来没打过她的主意，那时新来的一个女老师，性格好，说话也细声细气，他至今都记得她的样子，眼角眉梢都带着笑，还会唱歌，开朗得不像话。
梁梅大概是察觉到异样了，于是在好几次他借由教研会名义单独留她到办公室，一向准点就走的梁梅，总是三番两次借故把人拖走。
他终于恼羞成怒，直到那次，她班级期中考成绩下滑厉害，钱东昌终于抓到机会，名正言顺地让梁梅留下，然后他一把抓着她的头发将人拖进办公室。
他第一次失手，还被梁梅用柜子里的奖杯砸破头，他怒火中烧，咬牙发狠地想，今天就算要把人掐死，也不能让她走出这里！
却没想到，那天门卫来巡逻，他忘了告诉他这边不用来，门卫听见门里的动静，过来敲门，梁梅抓到空隙跑了出去，一直躲在卫生间里。
他在梁梅眼中看见了女人对清白、对世俗眼光那熟悉的恐惧。
他断定，梁梅也一样，会让小画城一直安宁下去。
让孩子们一直裹着这层潮湿又温暖的棉被。
所以那个闷热的夏日午后，当警察们走进画城小学的荣誉教师办公室，亮出国徽证件，问他是不是钱东昌的时候，他脱口而出：“谁敢告我？”
那个梁梅放下教案，抬手把她的一缕头发别到耳后，转头看他轻描淡写说：“我告的，怎么了。”
此刻。满屋子人神色各异，在一众看热闹的，装糊涂的，愤怒的，害怕的，惊讶的，甚至想息事宁人的眼神中，李映桥也只是目光淡淡攫住他：“我告的，怎么了。”
我告的。
怎么了。
不咸不淡又重复一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