像重庆人，与上海人的风格自然不同了。同样是码头文化，上海发展出来的是买办文化，重庆发展出来的是袍哥文化。
袍哥文化的精髓，就是一个“义”字。解放以后，虽然哥老会这种不符合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组织被取缔了，可在民间，袍哥精神尚存。就好像解放以后，上海的资产阶级被消灭了，可即便过了几十年，住在市中心上只角的那些人的上只角精神依然健在。重庆人的耿直，跟上海人的小资是不一样的。方自归讲义气，他考上重点高中以后，不顾阶级鸿沟已经开始产生的现实，依然和初中班里几个连普通高中都没考上的小混混玩，就是证明。
上海人不这么玩，人家重的是“利”。
以上海教育的普及程度，每个生在新中国长在红旗下的上海人，都背诵过语文课本里孟子曰过的“何必言利，亦有仁义而已矣”。可是每个背过这句话的上海人，都会在灵魂深处产生一个疑问——老孟的脑子，是有一点儿进水了吗？
上海人民其实是伟大历史学家司马迁的忠实拥趸，因为司马说过，“天下熙熙皆为利来，天下攘攘皆为利往”。上海人民以为，司马这句话和老孟那句比起来，更为震古烁今，更能够穿透历史重重的迷雾，揭示人生的真谛。并且这句话，句式也更为工整对仗，符合上海人一贯比较重视仪表的作风。
所以，一开始的结果，就是方自归心里不鸟席东海，席东海也心里不鸟方自归。
然而，席东海对方自归的不鸟转变很快。方自归花了几晚上写完相声段子的初稿，与席东海对了一遍台词，席东海立即对方自归刮目相看。
席东海是工大第一个认识到方自归是工大第一活宝的人。席东海以为，活宝就是活着的宝藏，和方自归一直搭档下去，自己一定可以长期活跃在工大的文艺舞台上。这一条，已经达到结交的标准，甚至不排除深交的可能。对这个发现欣喜之余，席东海也感到遗憾，就是自己表演的是捧哏。
席东海当然想演逗哏，可段子是方自归写的，方自归是编剧和导演，席东海就无力反抗了。
有一天，不甘心的席东海问方自归：“哥们，嗳，你写段子有没有什么秘笈啊？”
方自归道：“两条。看书多，看造化。”
席东海眨了眨眼睛，又问：“看书多，理解。看造化什么意思？”
“看造化，就是看爹妈造你的时候开不开化进不进化。你自己是控制不了的。法律上，这叫不可抗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