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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为德语。德语不是我母语嘛，我最后只考了个2.2。在德国学医分数要求很高的，要1.0。”
“你是在德国参加的高考？”
“不是。我是在北京参加的德国高考，考卷和考官都来自德国，考卷都是蜡封的，结果考得不理想。但是我数学考得很好，因为数学跟德语关系不是特别密切，使馆学校的老师就帮我选了经济学专业。”
“然后你就离开北京，来法兰克福上学了。”
“是啊。”
“那你们家怎么会又到了上海呢？”
“因为去年，我爸的公司来了一个新的领导，比我爸还年轻，我爸跟他不和，一气之下，我爸就辞职到上海的一家中德合资企业任总经理了。”
说到这里，方自归想起了老卑。
云德缘老爸的辞职，和老卑离开服务了近二十年的徳弗勒有异曲同工之妙。多亏云德缘的父亲在办公室斗争中败北，否则云德缘柔软的手指，刚才也不可能按在方自归坚硬的额头上。没有这场办公室斗争，云德缘应该乘坐北京到法兰克福的航班，这就是世界的奇妙之处，这就是哲学上说的偶然性。但偶然性也是和必然性辩证统一的，因为办公室政治无处不在，不管在外企还是内企。毛爷爷说，有人的地方就有矛盾，一个叫“大众”的公司，人肯定非常多，矛盾当然少不了，在应该爆发矛盾的时候爆发了一个，云德缘柔软的手指就按到了方自归坚硬的额头上。
方自归笑道：“小云，我跟你一样诶。我也是从小四处漂泊。出生在重庆，后来又到了辽宁沈阳、陕西扶风、四川淄中，十八岁再到上海念大学。”
云德缘率真地说：“也不太一样吧。好像你小时候去的地方，都很落后诶。”
方自归又被噎了一下，但是好像姑娘说得也不错。
重庆算二线，沈阳算三线，而扶风、淄中算四线甚至底线了，确实是每况愈下，不能与云德缘开列出来的香港、北京这种一线城市以及德国这种一线国家相比。这也难怪，方自归比云德缘大十几岁，所以他漂泊的档次就要低一些。因为这十几年，是不能与封建社会几千年中的十几年相提并论的。如果是两千年前或两百年前的方自归和云德缘比漂移，他们相差十几年的话，漂泊的档次不会差很多，反正就是以自己村子为中心，在半径几十公里内的一个圈子里飘。
而现在可不一样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