临高的商品经济水平很差。市场上流通的白银少，银价相对较高，粮食价格就偏低。要征收银，势必要多征粮食。一出一入的差价，看似微厘，累积起来，数字就变的很大。
临高计税的官田一共一千百十顷十八亩，按照亩征9厘来说，差不多就是一万五千两银，虽然有的田亩征四厘，有的免征，但是合计起来也得近万的银。对这样的小县城来说，加派的负担大得简直难以承受。
所以到征粮的时候，银价就会涨得很高，不仅对粮户来说是极大的负担，就是县里也不轻松。过去没有加派，完粮尚且容易些。自从万历末年第一次加派之后，县衙即要催征粮课，又要征银，疲于奔命。
最让吴明晋等人棘手的是，临高这地方天高皇帝远。县衙的威权十分有限，不要说县里的士绅，就是普通的结寨自保的土财主，纳粮多少也很随意，官府根本无法多问，至于各种私下开垦的隐田更是无法计数了。
不过，以往凭着吴明晋的手段和王兆敏的奔走，临高的秋粮总算还是能及时的完课的，去年虽然来了澳洲人，总算对方没有对秋粮征收多做干涉，这件差使还是办了下来。后来虽然搞了个合理负担，但这和县衙就没关系了。
今年的情况却比较微妙了。澳洲人堂堂正正的自己开了荒地，种上了庄稼。王兆敏有了一种极大的隐忧。
什么隐忧呢？这就要说到“诡寄”了。有一等人家为了逃避官府的税课，往往采用带地投主的方式，投在有功名或者有实力的地主名下。实际上明代的免粮原本有明确的规定，几品官员可免多少，举人可免多少，生员可免多少，都有规定，但是在实际操作则往往大大超过定规。在临高来说，这种事也不乏其例的。临高有功名的士绅不多，但是豪强地主不少，诡寄到豪强地主名下，法律上没有免税的规定，但是对县衙来说，当地方官不得罪本县的大户是个基本原则，往往只能对征收的数字睁眼闭眼。总得来说大体上双方都过得去。
现在澳洲人算是临高县里一等一的豪强大户了。如果他们公然不交一粒米，县衙对此又是无可奈何，很多观望的一些小地主或者自耕农可能会投到他们的门下。临高的秋粮征收又要萎缩许多了。这对吴明晋和王兆敏来说都是很不好的兆头――这不仅关系到吴明晋的考绩，还关系到俩人的腰包问题。对地方官来说，赋税上的浮收加派的好处是一笔可kao又没有风险的收入，
想来想去，王兆敏提出只有情商澳洲人了，让他们做个表率。他以澳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