六月初的一天下午，功德林组织战犯学习最新政策文件。管理所的小礼堂里坐了三十多人，都是原国民党中高级将领和官员。讲台上，刘广志正在宣读政务院关于土地改革的进展报告。
“截至目前，华东、中南、西北等新解放区已有两亿三千万农业人口完成土地分配，占新解放区农业人口的百分之七十八”
台下有人窃窃私语。李宇轩坐在第一排靠窗的位置，神情平静地听着。
“主任，”黄伟压低声音，“您怎么看这土地改革？真能行得通吗？”
李宇轩没有立即回答，目光投向窗外正在整修的花圃。几个年轻的管理人员在松土，准备种上新的花苗。
“我们在巴东和西南主政时，也尝试过土地改良。”他缓缓开口，声音很轻，“但阻力太大，地方乡绅、宗族势力盘根错节，最后不了了之。共和能做成，一是因为战争刚结束，旧秩序被彻底打碎；二是因为他们动员了最底层的贫雇农，这股力量一旦觉醒”
他没有说下去，但黄伟已经明白了。
台上，刘广志继续宣读：“农民获得土地后，生产积极性大幅提高。各地自发组织农业生产互助组，互相帮工、换工，劳动生产率提升明显”
“互助组，”李宇轩喃喃自语，“这是从苏联集体农庄学来的，但又不同。华夏农民几千年来都是单家独户，现在要让他们合作”
“主任觉得这办法如何？”坐在前排的原国民政府经济部长转过头来问道。这位部长曾留学英国，对经济政策颇有研究。
李宇轩沉思片刻：“关键看两点：一是自愿原则能否坚持，二是组织效率如何。中国农村的问题从来不只是土地分配，还有生产力低下、技术落后、水利失修互助组若能解决这些问题，倒是一条出路。”
他的分析冷静而客观，周围几人都微微点头。尽管立场不同，但李宇轩的能力和见识在功德林里是公认的。
学习结束后，刘广志特意走到李宇轩身边：“景公，今天的文件您觉得如何？”
“实事求是，进展比我想象的快。”李宇轩合上笔记本，“不过最难的还在后面——土改后的农村治理、农业税收、防止新的土地兼并这些问题都需要智慧。”
刘广志眼睛一亮：“您说到点子上了！最近政务院正在研究土改后的农村政策，要是您能写点建议”
“广志，”李宇轩摆摆手，“我现在的身份不合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