长洲岛的黄昏，常伴随着咸湿的江风和嘹亮的熄灯号。白日里震耳欲聋的操练声、口令声渐渐沉寂，取而代之的是营房间低沉的交谈、远处珠江隐约的涛声，以及弥漫在空气中、混合着汗味、泥土味和淡淡硝烟气息的独特味道。谢文渊坐在营房后一块背风的青石上，就着最后一抹天光，小心翼翼地用一块软布擦拭着那方紫石砚。砚台冰凉的触感，与白日里步枪枪身的灼热形成了鲜明对比，仿佛是两个世界的交汇点。
如果说步兵操典和射击训练是在锻造他军人的筋骨，那么军校里独特的政治教育，则如同另一把更为锋利的刻刀，正在重塑他的灵魂。这种教育，是黄埔与旧式行伍吃粮当兵最根本的区别，也是谢文渊此前人生中从未接触过的、石破天惊的思想风暴。
政治课的课堂，有时在简陋的营房，有时就在几棵大榕树的浓荫下。教官并非全是戎装笔挺的军官，更有像周恩来(政治部主任)那样身着朴素的深色中山装、目光睿智而坚定的革命者，以及一些来自苏联、被称为“顾问”的外国人。他们讲授的内容，也远非四书五经或简单的忠君爱国。
“同学们，我们为什么要革命？”一位戴着眼镜、文质彬彬的政治教官在课堂上发问，声音不高，却极具穿透力，“不是因为活不下去了要早反，而是要建立一个崭新的、独立富强的中国！这个中国，不属于皇帝，不属于军阀，不属于列强，它应该属于四万万工农大众！”
“工农大众”这个词让谢文渊心头一震。他想起荆州城里面色麻木的贩夫走卒，想起逃难路上饿殍遍野的凄凉，想起吴家墩那些和他一样被压榨的长工佃户这些人，原来可以成为国家的主人？
教官接着阐述“联俄、联共、扶助农工”的三大政策，分析帝国主义如何通过不平等条约榨取中国的血汗，封建军阀如何成为列强统治中国的工具。他引用的数据、列举的事实，许多是谢文渊在旧书报上从未见过的，却与他一路南来的所见所闻严丝合缝地对应起来。父亲谢明远当年资助“革命”，对抗清廷，其背后的“大义”，在此刻被赋予了清晰无比的内涵和更宏大的目标——那不仅是改朝换代，更是要彻底推翻压在中国人民头上的三座大山。
最让谢文渊感到灵魂震撼的，是周恩来主任的演讲。那是一个雨后初晴的下午，周主任站在临时搭起的木台上，没有讲稿，目光扫过台下每一张年轻而热切的脸庞。
“同志们！”他的声音清朗而富有感染力，“你们来到这里，不是为了升官发财，不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