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国十五年(1926年)深秋的武昌，虽已光复，空气中却弥漫着一种与胜利气氛格格不入的、混杂着焦糊、血腥与新政府忙碌喧嚣的复杂气息。攻克坚城的喜悦，如同江水表面的泡沫，迅速被城内触目惊心的战争创伤、堆积如山的善后事宜以及潜藏在革命阵营内部日益明显的裂痕所取代。
谢文渊的腿伤在湘雅医院相对完善的医疗条件下，恢复得比预期要快一些，但距离痊愈重返一线还遥遥无期。他被转移到了一处相对安静的伤兵疗养所，这里原是武昌城内一所富商的别业，环境清幽，与外面满目疮痍的景象形成了鲜明对比。然而，身体的伤痛可以暂时远离硝烟，精神的困扰却如影随形。
他时常倚在窗前，望着庭院中凋零的秋叶，手中摩挲着那本方紫石砚和半块徽墨，思绪却飘向了远方。武昌战役中牺牲的弟兄们的面容，尤其是陈石头和周水生那决绝的身影，时常在他脑海中浮现，带来一阵阵尖锐的刺痛。那本写满了“忠烈”的花名册，就压在他的枕下，沉重得让他夜不能寐。
除了追忆逝者的悲伤，一种新的、更为复杂的焦虑开始萦绕在他心头。随着北伐军的节节胜利和武汉三镇的克复，广州的国民政府决定迁都武汉。一时间，各路政要、派系代表、社会名流云集于此，这座刚刚经历战火的城市，瞬间成为了全国政治漩涡的中心。
疗养所里也不再平静。前来探视的同僚、旧友，带来的不仅仅是问候，还有各种令人不安的消息和传闻。报纸上的论战愈发激烈，言辞尖锐。关于“工农运动过火”、“限制异党活动”、“维护国民党纯粹性”的言论开始甚嚣尘上，与之前“联俄联共扶助农工”的口号形成了微妙甚至是对立的关系。
这天下午，王启明前来探望他。与谢文渊的沉郁不同，王启明显得忧心忡忡，眉宇间锁着深深的忧虑。他所在的部队也驻防在武汉附近，显然接触到了更多上层的信息。
“文渊，你的伤好些了吗？”王启明坐下，寒暄了几句，便压低了声音，“武汉现在的局面，很复杂啊。”
谢文渊给他倒了杯水，平静地问：“听到什么了？”
“迁都过来，本是好事。但现在唉，”王启明叹了口气，“上面的人，心思好像不太一样了。有些人觉得工铲当和工农运动抢了风头，威胁到了他们的地位；有些人则担心苏联顾问的影响力太大最近各种会议，吵得不可开交。我听说，南昌那边，蒋总司令的态度，似乎也和武汉这边有些不一致。”
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