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国十六年(1927年)春夏之交的武汉，空气中弥漫的血腥与恐惧，并未因持续的清剿而散去，反而如同梅雨季的湿气，沉甸甸地渗入骨髓，凝固在每一个角落。军官教导团内，人人自危，往日里尚能维持表面客套的同僚之间，如今也筑起了无形的高墙，交谈仅限于无关痛痒的军务或刻意的政治表态，眼神深处藏着难以言说的审视与提防。
谢文渊如同置身于一个巨大的、无声的漩涡中心。表面的他，依旧按时参加课程，完成战术作业，甚至在某些必须表态的场合，说出一些符合“主流”的、空洞的口号。但他的内心，却经历着前所未有的撕裂与煎熬。白日里，他强迫自己扮演一个逐渐“认清形势”、“迷途知返”的军官；深夜里，对着那本方紫石砚和写满忠烈与新添枉死者的名册，他才敢直面自己那几乎要喷薄而出的悲愤与质疑。
他无法忘记那些被带走的同僚最后的目光，无法忘记报纸上那些被污名化的昔日战友，更无法将城内不时传来的枪声与“革命”二字联系起来。王启明的话像警钟一样在他耳边回响：“你也要早做打算。”
怎么做打算？投向哪一边？南昌？那里是“清党”的策源地之一。留在武汉？这里虽暂时是“左派”中心，但风雨飘摇，前景莫测。更何况，他对这种基于派系利益而非国家民族前途的争斗，从心底感到厌倦与排斥。
就在他深陷彷徨，几乎要被这沉重的压抑吞噬之时，一个极其意外的访客，在一个雨夜敲响了他的宿舍门。
来人穿着普通的市民长衫，戴着斗笠，帽檐压得很低，雨水顺着蓑衣滴落。当对方抬起头，露出那张虽经风霜却依旧带着几分书卷气的熟悉面孔时，谢文渊几乎不敢相信自己的眼睛——竟是他在保定军校时期结识的同窗，时任第四军某师参谋的吴石！
“石兄？！你你怎么来了？！”谢文渊又惊又喜，连忙将吴石让进屋内，警惕地关好房门。保定军校一别，各自投身革命洪流，虽偶有耳闻，却已多年未见。
吴石脱下湿漉漉的蓑衣，露出一张疲惫却目光锐利的脸。他比谢文渊年长几岁，气质更为沉稳。“文渊，冒昧来访，实有要事。”他压低了声音，没有寒暄，直接切入主题，“武汉近日之事，想必你已亲历，感触颇深吧？”
谢文渊心中一凛，点了点头，没有立即接话，只是给吴石倒了杯热水。
吴石接过水杯，暖着手，目光扫过谢文渊桌上摊开的战术图纸和那本方紫石砚，缓缓道：“你我当年在保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