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国二十八年(1939年)冬至二十九年(1940年)春，大别山区的敌后斗争进入了更为复杂微妙的阶段。日军因战线过长、兵力捉襟见肘，对山区根据地的“扫荡”虽依旧残酷，但频率和强度有所减弱，转而更注重利用伪政权进行“怀柔”与“蚕食”。然而，抗日阵营内部的暗流，却随之汹涌鼓荡起来。
谢文渊的第十一支队，经过一年多的艰苦转战和整顿，虽兵力仅维持在八百人左右，但骨干得以保存，战斗力在频繁的小规模战斗中得到了锤炼，加之与民众关系相对融洽，在这片区域已站稳脚跟，成为一股不容忽视的游击力量。他也因“功”被第五战区司令部，此时已迁至老河口明令嘉奖，并补充了少量极其珍贵的弹药和电台配件。
然而，这些表面的“风光”并未让谢文渊感到丝毫轻松。来自上峰的指令变得越来越具体，也越来越让他为难。除了要求积极袭击日伪交通线、搜集情报外，更多了一项敏感且强硬的任务——“严密监视并限制辖区内异党赤色武装的活动与发展”，“发现其有扩张迹象，可相机处置，必要时不惜以武力解决”。
电台里传来的电文，字字冰冷，如同无形的枷锁，套在了谢文渊的心上。他回想起那个疟疾肆虐的秋天，新四军小队送来的奎宁和那位年轻卫生员朴实的话语；回想起几次在日军“扫荡”的危急关头，与新四军游击队不约而同的侧翼掩护和情报共享。这些记忆，与电文中的“异党”、“武力解决”形成了尖锐的冲突，让他内心充满了痛苦的挣扎。
他无法忘记南京城破时的惨状，无法忘记牺牲战友们驱逐日寇的遗志。如今外敌未去，山河破碎，却要将枪口对准曾经并肩御侮的同胞？这与他投身军旅、报效国家的初衷背道而驰。
“支队长，上峰又来电催问，对北边新四军游击队的‘限制’措施落实情况。”参谋长拿着刚译出的电文，面带忧色地走进谢文渊设在一处隐秘山坳里的指挥部。
谢文渊没有立即回答，他走到挂在木板墙上的军用地图前，目光扫过那些代表日伪据点的蓝色标记和代表己方及新四军活动区域的红色、绿色标记。敌我态势犬牙交错，一目了然。
“鬼子在麻城、罗田新增了两个据点，伪军李宝琏部也在向滕家堡方向蠢蠢欲动。”谢文渊的手指在地图上划过，语气平静，“眼下当务之急，是应对日伪的春季‘蚕食’，巩固我们的游击区。至于北边他们目前主要在霍山以北活动，与我们的防区尚有缓冲。只要他们不主动进入我核心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