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并开始组织骨干参加部里举办的“计算机辅助设计(cad)基础培训班”。空气中弥漫着一种“追赶”的急切感。
谢望城所在的高动态响应驱动预研小组，任务方向也发生了微妙调整。除了继续深化理论研究和原理样机试验，组长开始要求大家更多关注“技术实现的工程化路径”和“关键元器件的国内可获得性及替代可能”。一次小组讨论会上，组长拿出一份某西方国家刚刚解禁的、关于高性能伺服电机驱动芯片的技术简介，问道：“如果我们未来要搞出东西，不可能完全依赖进口。这种芯片的核心难点在哪里？国内相关单位有没有可能攻关？或者，我们能不能绕开它，用现有的、相对落后的器件组合，通过控制算法的优化，实现类似性能的80%？哪怕只有60%？”
这个问题让包括谢望城在内的年轻组员们陷入了沉思。他们之前更多关注的是“理想状态下能实现多高的指标”，现在却被拉回到“在现实约束下能做出什么”的层面。这让他们不由自主地开始思考成本、供应链、技术自主这些更为沉重的问题。谢望城想起了父亲信中隐约透露的、在极端条件下对“可靠”和“可用”的极致追求，对组长提出的问题有了更深一层的理解。他开始在研究中，有意识地将“算法鲁棒性”和“对器件参数波动的适应性”作为重要考核指标，而不仅仅是追求纸面上的峰值性能。
更大的冲击来自于一次全所范围的形势报告会。所领导在报告中，首次正面谈及了改革开放对国防科技工业带来的“机遇与挑战”。他提到，随着国家工作重心转移和财政投入结构变化，完全依赖国家计划拨款的模式正在面临考验；部分军民两用技术领域，民用市场的快速发展正在倒逼技术进步，同时也带来了人才竞争的压力；国际技术合作与交流的窗口正在打开，但核心技术引进依然壁垒重重。“我们‘17号室’作为国家队，首要任务永远是服务国家战略需求。但在新的形势下，我们也要思考，如何更好地将我们的技术积累，转化为实实在在的战斗力，同时也为国家经济建设做出应有的贡献。这就要求我们，既要有‘顶天’的雄心，敢于瞄准世界前沿；也要有‘立地’的本事，能让技术落地生根，产生效益。”
“顶天立地”的说法，在年轻的科研人员中引起了热烈讨论。有人兴奋地认为，这是释放科研潜力、让知识创造更大价值的好机会；也有人担忧，过多强调“效益”和“落地”，会分散精力，削弱对长远基础研究和尖端探索的投入。谢望城在宿舍里，与同室的几位同事讨论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