吸一口气，强迫自己看向桌面，不看下面的人。她打开小本子，照着上面写的，磕磕绊绊地开始说。从最初几户人怎么凑在一起搞辣酱，说到后来徐瀚飞怎么帮他们注册商标、跑销路，再说到现在怎么分拣、怎么分级包装、怎么试验香菇酱她说得很慢，有时候会卡壳，脸一直红到耳朵根。但她没有停下来，就那样老老实实、一五一十地把合作社是怎么一步步走过来的，包括遇到的困难，比如人手不够、质量难把控、被供销社卡脖子等等，都说了出来。
她没讲什么大道理，就是讲事儿。讲着讲着，反而没那么紧张了。台下很安静，大家似乎都在听。当她说起她们怎么把香菇分成特级、一级、等外品，用不同包装卖不同价钱时，台下响起了一阵议论声。当她说到注册商标，想把“凌霜农品”做成一个“让人放心、让人记住”的牌子时，有人轻轻“咦”了一声。
发言结束，凌霜后背都湿透了。她像完成了一件天大的事，赶紧坐下，端起茶杯喝水，手还有点抖。
休息时间，有几个人围了过来。一个头发花白、戴着眼镜的老同志问她：“小凌同志，你们那个香菇分级，具体标准是啥？能保证稳定吗？”
凌霜赶紧从本子里翻出她画的简易分级图，递给对方看：“您看，我们主要看这几个地方我们自己有检验，每次出货前都抽检，保证一样的。”
旁边一个穿着蓝色工装、像是厂里技术员模样的中年人问：“你们那个商标，是自己想的？注册花钱不？”
“是我们自己琢磨的，”凌霜点头，“注册是托人在省城办的，花了一些钱，但觉得值。”
还有个年纪和她差不多的女同志，是旁边一个镇编织厂的，小声问她：“你们那合作社，分红怎么分？矛盾多不？”
凌霜把她和徐瀚飞、姜老栓他们商量的、按工分和贡献结合的分配办法简单说了说。那女同志边听边点头。
凌霜回答得很认真，有时候怕说不清，还用手比划。她发现，只要不说场面话，就说自己知道的事，其实也没那么难。她甚至主动问了那个技术员，关于食品密封保存有没有啥好办法，对方给她说了几个土法子，她都记在了本子上。
一天的会开完，凌霜感觉像干了一天重活，脑子嗡嗡的，但心里却有一种奇异的充实感。她听到了很多新鲜事，知道了别的乡镇是怎么干的，也认识了几个人。虽然交换的只是姓名和单位，但那种“我们都在做差不多的事”的感觉，让她觉得不那么孤单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