县公安局办案区的冷白色灯光，像一层薄霜铺在墙壁上。晚上八点，这里本该是轮班交接的平缓时段，此刻却被一种密不透风的压抑笼罩着——走廊里的声控灯坏了两盏，剩下的几盏忽明忽暗，把民警们匆匆走过的影子拉得忽长忽短；询问室的铁门紧闭，门缝里偶尔漏出几句压低的审讯声，又很快被更沉重的沉默吞没；墙角的垃圾桶里堆满了空咖啡罐和揉成团的笔录纸，散发出一股混合着***和焦虑的味道。
雷杰站在走廊尽头的窗边，左手无意识地按在包扎伤口的纱布上——白天被玻璃划伤的地方，此刻被汗水浸得有些发痒，隐隐传来刺痛。他没换衣服，深蓝色的作训服上还沾着白天的水泥灰和干涸的汗渍，左臂的纱布被蹭得有些歪斜，露出一小截结痂的伤口。风从窗户缝里钻进来，带着初秋的凉意，却吹不散他心头的焦躁。
他刚结束对第三个普通参与者的观察。那是个五十多岁的老大妈，穿着洗得发白的碎花衬衫，手指上还戴着一枚褪色的银戒指。从进询问室开始，她就一直搓着衣角，说话结结巴巴，眼泪时不时顺着脸颊往下流：“警察同志，我真不是故意的我就是早上买菜，看到好多人围着，说能要回补偿款，我就跟着过去了我家老头子卧病在床，就等着那点钱治病啊”
负责询问的民警小李耐着性子问：“是谁喊你过去的？你认识吗？”
老大妈愣了一下，眼神飘向天花板，努力回忆着：“好像是个穿黑色夹克的年轻人，个子挺高，头发染成了黄色他说‘走啊，找新来的书记评理去，今天必须给说法’，好多人就跟着他走了我真不知道会闹成这样，早知道我就不去了”
雷杰在单向玻璃后看着，手指无意识地在窗沿上敲击。老大妈的眼神很真诚，眼泪也不像是装的——她就是个被生活压得喘不过气的普通老人，被“补偿款”三个字戳中了软肋，稀里糊涂地卷进了这场风波。
他又想起前两个参与者的供词：一个二十多岁的年轻人，是附近工地的临时工，说“有人拍我肩膀说‘去凑个热闹，说不定能帮你要回欠薪’”；一个六十多岁的大爷，耳朵有点背，反复说“听人喊‘当官的来了，快拦住’，我就跟着跑过去了”。
这些供词像一堆散落的碎纸，杂乱、模糊，却透着同一个规律：他们都是被“陌生人”煽动的，对煽动者的描述要么模糊不清，要么只记得“穿黑夹克”“染黄毛”这类常见特征；他们的动机都很朴素——要补偿款、要欠薪、要说法，没有一个人提到“故意冲击领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