理得一丝不苟。他的语气平和，甚至带着一丝恰到好处的赞赏，仿佛只是在进行正常的学术探讨，“但我有几个困惑，想借此机会向林书记请教一下，也和在座的各位交流探讨。”
他翻开面前的笔记本，手指在纸页上轻轻划过，却没有低头去看——显然，这些问题早已在他心中反复酝酿，胸有成竹。“第一，关于执法成本的问题。据我了解，凌源三年扫黑除恶专项经费累计支出高达2.7亿元，这还不包括后续长效机制建设的持续投入。对于一个县级财政来说，这样的投入规模是否具有可持续性？会不会因此挤压教育、医疗、养老等民生领域的财政投入？毕竟，社会治理是一个系统工程，不能顾此失彼。”
林雪微微颔首，正要开口回应，李建平却没有停顿，继续说道：“第二，关于营商环境的影响。林书记在汇报中提到新增企业注册数大幅增长，这确实是积极的信号。但我也听到一些不同的反映——有企业主私下表示，现在凌源的政府部门‘谈黑色变’，对企业的正常经营行为也过度敏感，生怕被贴上‘涉黑’‘涉恶’的标签。比如，一些正常的商业竞争、债务纠纷，也会被过度解读为‘强迫交易’‘敲诈勒索’。这种‘不敢为’的氛围，长期来看，是否真的有利于经济的健康发展？会不会让投资者产生顾虑？”
他顿了顿，目光缓缓扫过全场，眼神深邃，带着一种引导舆论的意味：“第三，也是我认为最重要的一点——关于法治思维的边界。我们都认同，扫黑除恶是维护社会公平正义的法治行为，但在具体操作中，如何确保不滑向‘运动式治理’的误区？如何平衡打击犯罪的力度与程序正义的要求？我注意到，凌源的涉黑涉恶案件中，有相当比例是通过‘群众举报’启动的。这固然体现了群众参与的重要性，但举报线索的核实程序、证据固定的标准，是否都能严格达到刑事诉讼法的要求？会不会存在因为舆论压力、群众情绪而降低证据标准的情况？”
三个问题，层层递进，从经济成本到治理效果，再到法治核心，每一个都精准地打在了当前政法工作的敏感点上。提问的语气看似客观中立，实则暗藏锋芒，隐隐指向对凌源扫黑除恶“过度执法”“程序瑕疵”的质疑。礼堂内的气氛陡然紧张起来，空气仿佛凝固了一般，所有人的目光都集中在林雪身上，等待着她的回应。
林雪的脸上没有丝毫慌乱，她平静地站起身，走到讲台前，手指在触控屏上轻轻一点，调出了一组新的数据图表。“感谢李秘书长的提问，您提出的这些问题很有深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