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他从怀里掏出一个用塑料袋层层包裹的东西，小心翼翼地展开——是一张皱巴巴的营业执照，上面的字迹已经有些模糊，但鲜红的公章依旧清晰。“这是我上个月刚办的，正规的个体工商户营业执照。政府知道我年纪大，还给我免了三年的税费。我现在每天能挣两百多块，自己花不完，还能给重孙子买零食。”
老人环视了一圈会场，目光最后落在李建平身上，眼神里没有愤怒，只有一种朴素的质问：“这位领导，您刚才说的‘成本’，我一个老头子不懂。但我懂一个理：以前我每天挣的钱，三成要交给流氓；现在我挣的钱，全是我自己的。以前我不敢抬头看人，现在我能挺直腰杆做生意。您说这样的扫黑除恶值不值？这样的‘成本’花得该不该？”
老人说完，慢慢转过身，一步一步地走回人群中。整个礼堂鸦雀无声，只能听见他蹒跚的脚步声。几秒钟后，雷鸣般的掌声突然爆发出来，比之前任何一次都要热烈、都要持久。几位代表甚至红了眼眶，悄悄抹了抹眼角。
接着，一个中年妇女走上前。她穿着一件灰色的外套，袖口磨得发亮，脸上带着风霜的痕迹。“我叫王秀兰，是城东菜市场的摊贩。”她的声音有些发抖，却很清晰，“赵天霸的侄子在菜市场当‘管理员’，每个摊位每月要交一千块‘管理费’，不交就把你的摊子扔出去。我丈夫得了重病，家里全靠我这个摊子糊口，实在交不起。他们就把我的菜都扔在地上，用脚踩烂，还把我推倒在地，踢了我好几脚。”
她抬手撩起裤腿，露出膝盖上一道长长的疤痕：“这就是当时留下的。扫黑除恶后，那个‘管理员’被抓了，菜市场重新选了负责人，再也没有人敢乱收费了。我现在每个月能多挣两千多块，足够给我丈夫买药了。我今天来，就是想告诉大家，没有扫黑除恶，就没有我们这些小摊贩的活路。”
一个二十多岁的年轻小伙、一个抱着孩子的母亲、一个拄着拐杖的残疾人、一个曾经的受害者家属十二位代表，每个人只讲两三分钟，没有华丽的辞藻，没有复杂的逻辑，只有最朴素、最真实的生活片段。他们讲自己如何被黑恶势力欺压，如何在扫黑除恶后重获新生，讲自己现在能安心睡觉、能放心做生意、能挺直腰杆做人的幸福。
当第十二位代表——那个曾经被赵天霸逼着下跪舔鞋的修鞋匠老陈，红着眼眶说“我修了三十年鞋，以前见了赵天霸的人就像见了阎王，得绕道走。现在，我在街边摆摊，再也没有人敢欺负我，我能挺直腰杆做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