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代交通不便，汴梁周边区域以及运河沿线都还算好的，像广东、广西、福建、贵州、江西、四川、陕西、甘肃、山西这样离河南远的，能一个月送到都算是不错了。
不过范仲淹也考虑到了这一点，路一级的官员往往都是朝廷派巡视官员去核查，而偏远路的下级州府、县府，路一级的衙门与御史司可以自行处理。
比如说广西路邕州，也就是后世的南宁市，离开封府两千公里，正常情况下除非是八百里加急，否则普通公文输送往往要一月以上。
这一来一回那不扯淡吗？
所以本地县一级的事务，路一级的安抚司、转运司、刑狱司、常平司、御史司就能做决断。实在决断不了才会上报，然后再把几个月的事情汇总，过一段时间报一次。
而且这五监司都有向政制院汇报的权力，地方上还有皇城司，皇城司在路一级同样有镇抚所，镇抚使也负责督查、监督等事务。
因此除非一路包括所有御史、皇城司的人全都叛变成了贪官污吏。否则正常情况下，一路的高级官员是能够做到互相监督，对下级部门进行严厉考察，不至于因交通问题出现什么岔子。
等到了七月份，庆历新政就已经初现成效。
五月下旬考察，汴梁各个部门的内部衙署到六月上旬就出了结果，第一批被处置的官员达到了七百多人。
其中有四百多人居然是贪官污吏，赵骏查贪腐的漏网之鱼。
这些人怎么落网的呢？
很简单。
对账目就是了。
公款亏空，如何填账？
要么造假账，要么想办法补上。
及时补上来兴许能瞒天过海，可造假账就难了。
因为以前的官员人浮于事，一来对贪污司空见惯，二来懒得落实政策，一件事情的跟进和了解几近于无。
考成法下，御史和各衙署的纠察人员就得刨根问底，比如你这账目里哪些不对劲，购买了哪些东西，为什么没看到，钱都去哪了，一查保准能查出问题来。
结果就是大量贪官污吏落马，这还只是贪官，吏员就更多了。当时全国的吏员数量在五十万以上，宋真宗曾经一次就裁汰亢吏十九万余人。
而光汴梁京城衙门的吏员数量能达到三四万，不搞贪污受贿的怕是没几个。
除了开封府和皇城司居然算是比较清廉的以外，其余五十多个部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