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低于市场价的薪资，并画饼说“公司发展起来会有股权激励”。苏予锦明知是坑，却还是犹豫了。那点钱，至少能解燃眉之急。但当她进一步询问具体的社保缴纳、加班费计算时，对方开始含糊其辞，最后甚至有些不耐烦：“我们看重的是共同成长的意愿，现在计较这些，格局是不是小了？”
她也尝试过一些完全弹性的自由职业，比如接更多的文案单、尝试做线上客服。但前者收入极不稳定，好单子抢手，差单子费时费力报酬极低；后者则需要固定的、长时间的在线，且常常是夜班，她无法在照顾米豆的同时保证工作状态。
最让她感到无力和自我怀疑的，是那种无处不在的、隐形的“年龄”与“性别”叠加的偏见。她三十出头，在招聘者眼中，似乎正处于“事多”(家庭责任重)和“潜力有限”的尴尬地带。一次视频面试，对方是一位年轻的男性部门经理，在听她简单介绍完履历后，很直接地问：“苏小姐，这个岗位可能需要一定的冲劲和经常性的团队头脑风暴，你觉得自己在精力和对新事物的接受度上，跟刚毕业两三年的年轻人比，优势在哪里？”
她准备了专业问题，准备了项目经验，却没准备好回答这个。她张了张嘴，想说自己的经验更成熟，处理问题更周全，但看着屏幕里对方年轻而略带审视的脸，那些话忽然就哽住了。最后，她只是干涩地说：“我相信我的学习能力和责任心。”
结果可想而知。
夜晚，在米豆均匀的呼吸声和笔记本电脑散热器低微的嗡鸣中，她浏览着招聘网站。页面上的职位要求光鲜亮丽，“狼性团队”、“快速发展”、“拥抱变化”那些词汇离她此刻疲惫的现实如此遥远。她关掉网页，打开兼职校对的文档，一个个字母在她干涩的眼中跳动。这份工作收入微薄，但至少，它不会问她孩子谁带，不会嫌她“事多”，不会因为她需要准时接孩子而质疑她的投入。
只是，这点收入，就像试图用一把小勺舀干一个正在渗水的船舱。她知道，必须找到新的、稳定的入水口，否则沉没只是时间问题。可年底的人才市场，像是一扇缓缓关闭的大门，留给她的缝隙越来越窄，光线越来越暗。每一次投递简历，每一次面试，每一次婉拒或石沉大海，都像是有人在门后又加上了一道
南乔那边，再无音讯。他没有问过米豆，没有打过一分钱。仿佛从那个初秋的清晨起，他和他的世界就彻底从苏予锦和米豆的生活中蒸发消失了，只留下一个“不孝儿媳殴打婆婆”的模糊罪名，在一些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