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安全、公平、便捷”三大优势，如同一个巨大的漩涡，疯狂吸纳着山东、河北乃至更远地区的商贸活动。悬挂梁山“安”字旗的商队，在盟约各寨的地盘上畅通无阻，只需缴纳合理的“平安费”，便可高枕无忧。而梁山工坊出产的“好汉香”、精良军械、各类工具，以及通过漕运从江南运来的货物，都使得李家庄成为了一个无可替代的商品集散中心。
与之形成鲜明对比的是，济州府、青州府、东平府、东昌府等传统州府治所，商贸急剧萎缩。过往的商旅宁愿多绕些路，也要选择安全的梁山商道，导致这些府城的市集日渐冷清，车马店、酒楼、货栈生意一落千丈。官府的商税、市税随之锐减，各级官员的“常例”收入也大打折扣。
断人财路如杀人父母。这几个州府的知府、通判们，眼看着白花花的银子流向了梁山，自己库房日渐空虚，政绩考核眼看就要不合格，心中对梁山的怨恨与恐惧与日俱增。他们不敢承认是自己治下不平、盘剥过甚才逼走了商旅，更不敢提梁山与各寨盟约、维持商道安全的事实。几番密议之后，一道道措辞严厉、充满诬蔑的奏报，被六百里加急送往了东京汴梁。
奏报中，将王伦描绘成杀人不眨眼、野心勃勃的巨寇，将梁山势力说成是烧杀抢掠、无恶不作的匪帮，声称其已占据州县(实则只是控制了几个庄子)，切断漕运(实则漕运更畅)，为害一方，致使民生凋敝(实则是他们自己税收锐减)，恳请朝廷即刻发天兵清剿，以靖地方。
奏报摆在了宋徽宗赵佶的龙书案上。这位道君皇帝正忙着欣赏新得的字画，琢磨着如何扩建他的皇家园林，看到这些告急文书，不由得皱起了眉头。出兵？那可是要花大把银子的！如今国库本就不充裕，东南有方腊，河北有田虎，淮西有王庆，处处都要用兵，哪里还有余钱去剿一个躲在水泊里的草寇？
殿帅府太尉高俅却是力主剿灭。他与梁山仇深似海，义子被废，大将折损，颜面扫地，恨不得立刻将王伦碎尸万段。他出班奏道：“陛下！王伦此獠，狼子野心，如今盘踞梁山，结交匪类，垄断商路，其志非小！若不及早剿除，恐成心腹大患，届时悔之晚矣！臣愿亲提大军，踏平梁山泊！”
然而，朝中并非只有高俅一种声音。一些较为清正，或消息灵通的大臣，对此提出了异议。
一位老臣出班道：“陛下，高太尉所言，未免危言耸听。据老臣所知，那梁山泊虽聚众万余，却从未主动攻打过州府城池。其与周边山寨盟约，所为者，乃是维护商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