造册的文书记录，是由内司衙协同完成的。而当时负责核对物品清单与记录是否相符的，恰巧就有沈青澜——那时她刚入内司衙不久，做的多是这类辅助性工作。
原本这只是一个流程环节，即便物品出事，首要责任也在保管方内务府库司。但不知从何处吹出的风言，竟暗示问题可能出在最初的记录环节，是否有人当时就发现了瑕疵却隐匿不报？抑或是记录有误，导致后续保管核查出现偏差？
这指控看似荒谬，却极其恶毒。因为它将一个模糊的、难以证伪的嫌疑，轻飘飘地扣在了沈青澜的头上。尤其是在她因“记性极佳”、“办事稳妥”而颇受关注的时候，这种反差更容易引人遐想。
很快，便有内务府的人前来内司衙，要求调阅当初的入库记录副本及相关人员核对方录。矛头若隐若现地指向了沈青澜。
典正对此极为不悦，这不仅是无端攀诬，更是对内司衙权威的挑战。她亲自出面，调出所有相关存档，记录清晰，流程完整，并无任何疏漏之处。沈青澜当初的核对笔迹清晰工整，与实物清单完全吻合，且有多人联署确认。
“简直是无稽之谈！”典正当着内务府来人的面，冷声道，“内司衙记录在此，白纸黑字，清清楚楚。尔等自查保管不力，竟还想将责任推诿到我尚宫局头上？莫非是觉得我尚宫局好欺不成？”
内务府的人碰了一鼻子灰，悻悻而去。然而，流言却并未完全平息。毕竟，端砚确实是在经手内司衙核对之后才发现的破损，这个时间顺序，足以让有心人做文章。
沈青澜心知肚明，这又是长春宫的手笔。他们无法在明面上动她，便用这种阴私手段，一点点地磨损她的声誉，试图将她拖入泥沼，最终或可借“失职”之名将她治罪。手段不算高明，却如附骨之疽，令人厌烦且难以彻底摆脱。
她并未惊慌，而是在一次向典正回禀事务时，平静地提出：“大人，奴婢入内司衙时日尚浅，资历不足，近日却屡蒙关注，实感不安。可否请大人允准，将奴婢调去负责一些更基础、更不需与人交接的文书整理工作？譬如校对、誊录一些无关紧要的旧年档案，也好避避风头，专心做事。”
她主动要求调离核心文书岗位，去处理那些“无关紧要”的旧年档案。这看似是退让，实则是以退为进。一方面顺应了典正希望她暂避风头的意图，另一方面那些“旧年档案”中，未必没有她需要的东西，更重要的是，这能最大限度地降低她再次被类似“端砚事件”构陷的风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