武英殿中，气氛陡然变紧。
除了勋贵们略显事不关己，新政派有恃无恐外。
所有人的目光，都有意无意地汇聚到了一个焦点上——刑部尚书，乔允升。
这位东林元老，此刻正从队列中走出，身形笔直，宛如一株即将迎接风雨的孤松。
前面的礼部人心三事，各位大臣已然领略了这位新君的气度。
也是真正相信了他的能力和信誉。
——哪怕这位新君，到现在还未真正发赏。
但是
权力的餐桌上，谁能上桌，谁的碗里能多一块肉，这才是更为关键的现实。
否则，纵使大明真的迎来了中兴，纵使这位陛下封了凌烟阁二十四功臣，又与你一个被罢斥还乡的野老有何干系？
卧龙先生，也是出山之后才成的诸葛丞相。
若他一生困居南阳，终究不过是一介村夫，千百年后，谁又会记得他是谁呢？
这才是朝堂党争的底色！
这根本不是朱由检重立国朝信誉便能解决的。
——甚至，国朝越有信誉，陛下越有圣君之相，这群人抢得也就越加激烈！
大明的党争，从万历年间一路贯穿至今，为的便是这餐桌上的方寸之地。
无论为名，为权，为利，皆须争之。
而京察与大案，便是这权力场中最锋利的两把刀。
京察六年一次，结果不过是罢黜而已，终究有再来之时。
大案才是真正要命的手段。
案宗一定，道德就分，胜利者能够将失败者压得不能翻身。
万历年间有“两沈相争”，有“李三才之案”，有“国本之争”。
到后来更是直接牵涉内廷，而有“红丸”、“移宫”、“梃击”三案。
过程中诸党此起彼伏，虽有败落，却也还算体面，不过是谪居乡里，尚有东山再起之日。
可自天启四年，杨涟那一道二十四罪的惊天大状递上之后，党争便陡然酷烈起来。
汪文言案、杨涟案、吴怀贤案、周应元案、黄山案一路下来，血流成河。
魏忠贤与天启皇帝，用最酷烈的手段，将整个朝廷的事权牢牢抓在了手中，顺者昌，逆者亡。
但只要这权力的舞台还在，争斗便永无止息。
东林倒了，阉党内部又有冯铨与崔呈秀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