随着的局势的演变，刘羡确实认为，起事的时机正在走向成熟。
若将晋室比作一个病人，在司马炎死后，晋室的病症已经埋伏在头部，难以医治。这阶段病灶不显，病人会时不时地头晕目眩，继而导致行动迟缓，手忙脚乱，不过生活还能自理。
而到了司马遹遇害后，晋室就宣告病入膏肓，无可挽救了。不过这仅是病症初发，需要卧病在床，若是好好修养，什么都不做，也能苟延残喘一段时间。
结果到了司马伦篡位再被杀后，这就好比给头上狠狠来了一刀，结果不仅没有治愈头风，反而加重了病情。眼下病人意识犹存，但近乎偏瘫，有一半的手脚已经丧失意识。
可走到现在这一步，无论救还是不救，病大概是拖不下去了，病人现在的问题已经不是该如何续命，而是做一个抉择，到底是等病患发作致死好，还是直接安乐死好。死亡的结局已经无法挽回。
而对刘羡来说，只待病人一死，就是他起事的机会了，真正起事的机会。
因此，他此次前来河东，可谓是未雨绸缪，为这个迟来的机会做相应的准备。
由于此事过于重大，故而他一直将其深藏于心，哪怕是身边最亲近的几个人，他都闭口不谈，以免祸从口出。结果相见没多久，就被眼前这位仅见过三四面的老人戳破了。
可这种戳破并不让他意外，或者说，当老人将话说出口的时候，他就冥冥中生出一种预感，或许他出生的意义，就是为了有一天能坐在这些老人面前，聆听他们说这些话。
但刘羡还是不想把这些老人卷进来，道：“薛叔公，你的好意我心领了，但这件事关系重大，我自有定夺，眼下还是不宜声张。”
自从确立理想以来，刘羡时时刻刻都在想着复国。可问题在于，他最大的财富，安乐公世子这个身份，同时也是他最大的枷锁。
百日宴张华示威时，没有人愿意和刘羡扯上关系。说得好听，他是显示朝廷仁德的二王三恪，说得不好听，他就是朝廷最为提防的前朝余孽。刘羡的一言一行，都势必遭受到最苛刻的审视，他不能像常人般入仕，不能随意与士人交流，甚至不能随意地辞官归隐，到哪个无人的地方远游。
刘羡必须时时刻刻出现在朝廷的视线之中，一旦表现出任何对朝廷不满的倾向，立刻就会被严加针对。他成为眼下这样一个卫道士般的人物，不仅仅是因为母亲还有老师的道德教育，也是因为环境对他的必然塑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