令洛阳戒严，断绝他们进一步动作的可能。但戒严的代价也是巨大的，作为全国的都城，洛阳不可能自给自足，补给必须要依赖漕运。一旦百姓的存粮耗尽，城内就会产生人为的灾荒。而历代洛阳的当权者中，除去孙秀以外，也没有人能在洛阳戒严半月以上。
故而司马越问道：“府君的反应，自然是不是有些太过了？眼下凶手已经伏法，虽说或许还有其余的真凶，但也不至于如此大动干戈吧？”
其余人并不多言，但也多露出赞许神色，毕竟对他们来说，戒严也是一件麻烦事。
但刘羡心意已决，他道：“以国家当下的局势，怎么小心都不为过，何况是辅政遇刺呢？必须要严惩，否则洛阳再闹出乱子，死多少人才能结束？要知道去年洛阳大乱，死得可不止一万人！”
这样的话语下，司马越自然不好反驳，众人也就各自领命，离府履职去了。
戒严就此正式开始。
其实对于这次刺杀，刘羡尚未看到任何的相关证据，但可以猜想到，其幕后主使，大概率便是河间王司马颙，及其长史李含。这是他们一贯的作风，不择手段，敢于冒险。
可河间王既然会选择刺杀，在刘羡想来，其实有两层含义：一是无论成功或者失败，城中都有一位身份极高的人，可以帮他们主持大局；二是他们是打算孤注一掷，一定要和长沙王拼个你死我活了。
故而刘羡判断，城内极有可能发生政变，必须防患于未然。虽说这可能会打草惊蛇，一时间抓不出真凶，但只要能破坏对方的计划和预谋，代价也是值得的。
果然，经过两日的搜查后，祖逖没有查到任何线索。正如当年司马蕤政变案一样，涉事人员的所有家小都已经被转移走了，只留下两座空空如也的房子。问周围的家坊邻居，也并没有问出什么明确的线索。
“不要紧。”刘羡得知结果后，稍作思忖，很快交代祖逖道：“没有线索不要紧，重要的是大义！士稚，你去安排一具犯人的尸体，扔在城西，在上面要有一封书信，书信中要有河间王的落款，指名道姓地要谋杀殿下，明白吗？”
祖逖当然明白，刘羡这是借题发挥，没有证据也要造出证据，然后把刺杀的罪名扣在司马颙身上。
这并不是正人君子的手段，但对待李含这样的对手，其余手段皆已失效，刘羡必须先坐实对方的罪名。
当戒严来到第四日，皇甫商返回洛阳。在关西调解矛盾的他，不出预料地带回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