生,冗官、冗兵、冗费如三山,民力凋敝,国库空虚,外有强邻环伺。此诚危急存亡之秋也!范公庆历新政,本欲革除积弊,奈何阻力重重,终致夭折。其败,岂非在于未能妥善调和新旧之矛盾、未能把握根本之关键?”
他直视陆北顾,问出最尖锐的现实问题。
“贤弟言‘主要矛盾’、‘调和转化’,然则,依贤弟之见,当今大宋之积弊,其根本症结何在?何为‘主要矛盾’?是冗官之弊?是土地兼并之害?是北虏西贼之患?亦或是士风人心之浮华?”
“此诸多矛盾,孰主孰次?孰急孰缓?调和转化之道,是如商鞅般峻法严刑、强行变革?还是如孟子所言,行仁政、薄赋敛、深耕易耨,徐徐图之?”
“王霸之辨,在此矛盾丛生之际,究竟何者为先?何者为本?贤弟之‘矛盾’玄思,于此国计民生之实政,究竟有何裨益?”
曾巩的质问代表了务实派儒者的终极关切将“矛盾论”直接置于北宋最迫切的现实政治难题.再高深玄妙的哲学理论,若不能解决现实困境、指明治国路径,其价值何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