感谢各位给予这次发言的机会。
按照我的理解，现在正在讨论的是一种新的办案机制。
过去一段时间，我有幸参与了发生在全国数个地区的大型恶性案件，其中也包括了在新年当天足球决赛日出现的人质威胁事件。在那之后，我不断思考一个问题，我们是否真的拥有处理这种事态的能力？
我并非在批评现有的制度模式，也并非怀疑地方刑事部门的处理能力。
但现实是，随着社会和科技的发展，很多案件已经逐渐脱离了传统刑事事件的范畴。它们具备几个共同特征：突发性极强、跨地域流动明显、对社会秩序构成高度影响，并且在黄金时间内要求高度集中指挥与快速响应。
比如连环杀手案件，其轨迹常常跨县甚至跨道府县移动；儿童绑架事件，容错空间极小，需在数小时内完成信息建模与搜索包围；大型人质威胁与公众场所劫持案，若无高等级指挥权限，各地响应将极度混乱；而当案件涉及政界、财界、宗教或媒体等高影响力人物时，更需要的是一支具备‘协调、压制、切割’能力的行动单位，以避免案件调查受到过多外界因素干扰。
这类事件不是常态，但一旦发生，就必须以最高等级资源、在最短时间内出动、以最专业方式应对。
我认为这正是设立‘广域重大案件对策班’的基础逻辑。
我明白，这不是一个轻率的设想。改变现有的运行模式以应对随社会发展进化的犯罪，尤其是跨越行政边界的组织调整，势必会带来资源分配、权限协调、人事安排等一系列现实问题。
但正因为此，我希望能够就几个关键环节，提出明确而可操作的初步请求。
接下来，我将从人员编成、信息系统、出动方式与待遇机制四个方面，阐述对本班制度设计的基本构想。
首先我想提到的是关于本班的人员构成。
既然我们面对的是全国性、突发性、非定型的恶性案件，那我们就不能再依赖过去那种“就地抽调”或“临时成立小组”式的编制思路。很多时候，案发地的人力并不具备对应的经验，调派又常常滞后于案情变化。
因此，我的提案是：给予对策班从全国范围内自由挑选核心成员的权限。无论出身道府县、所属课别、现任警衔，只看适配度与执行力。
这不是为了突破组织框架，而是为了确保对策班能以最小的成本，建立一支真正能够在全国范围内执行任务的精锐小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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