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深知，大宋的江山，在这场战争中已摇摇欲坠，或许不久之后，就将彻底覆灭在历史的长河之中。
到此，从大明洪武十一月，明太祖苏允起兵征蜀，明军分别从陕西向蜀地进军。
至洪武二年正月，成都上表请降，大明军进入成都府，前后共历时两个月，大明基本占领四川地区！
当洪武二年正月的残雪尚未融尽，苏允的明军已踏着蜀道的冰霜进驻成都府。
这场历时两月的征蜀之战，看似速胜，却暗合了中国历史上王朝更迭的隐秘逻辑——自秦汉以降，得四川者得天下半壁，此非虚言。
从刘邦据巴蜀而斩项羽，到李渊定蜀地以固关中，再到大宋太祖六十日荡平后蜀，四川这片被称为“天府之国”的土地，始终是天下棋局中最关键的“活眼”。
公元前206年，刘邦受封汉王，领汉中、巴蜀之地。
彼时项羽分封诸侯，看似将刘邦放逐至偏僻蜀地，却未料这片被秦岭与大巴山环抱的沃土，恰成汉军崛起的根基。
蜀地土壤膏腴，果实所生，无谷而饱，成都平原的都江堰灌溉系统已运转数百年，粮食产量冠绝天下。
刘邦令萧何镇抚巴蜀，“收巴蜀租，给军粮食”，仅用四年便从汉中出兵，以巴蜀粮秣支撑垓下决战，最终奠定汉室四百年基业。
苏允的明军入蜀，与刘邦的战略如出一辙。
当他的铁骑踏过剑门关时，看中的不仅是蜀道天险，更是成都平原“一岁再获”的稻米、利通天下的井盐与能工巧匠辈出的手工业。
逻辑是相同的，在隋末天下大乱时，李渊父子虽先定关中，却始终将四川视为后方重镇。
公元618年，李渊派李世民之弟李孝恭经略巴蜀，“开巴蜀之险，通荆楚之津”。
四川的价值在安史之乱中更显——唐玄宗避乱入蜀，依托“蜀道难，难于上青天”的地理屏障，得以在成都重建朝廷，号令天下勤王。
彼时的四川，既是避难所，更是平叛的兵源地，“剑南之师，甲于天下”。
苏允面临的局面与李唐有相似之处：当他从陕西南下时，四川的“四塞之固”使其既能抵御大宋的反扑，又能作为进军湖广、岭南的跳板。
明军占领成都后，只要修复都江堰，疏浚岷江航道，便可以将蜀地的物资通过长江水系运往前线，这与唐代“以蜀财赡天下”的策略别无二致。
正如唐人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