融合不仅依赖经济合作与政策支持，还需要让百越与汉人从根本上建立共同的认同感。为此，他将目光转向文化教育与制度创新，希望通过深远的改变，彻底化解百越与汉人之间的隔阂。
项龙意识到，文化和教育是消弭隔阂的关键。他向赵佗提议在岭南地区创办“岭南学馆”，招收百越和汉人子弟，共同学习中原经典和百越传统知识。
“教育是一座桥梁。”项龙对赵佗说道，“如果我们能让下一代从小接触双方的文化，他们就不会再有偏见。”
赵佗欣然采纳这一提议，亲自下令在苍梧郡和桂林郡分别修建两座学馆。这些学馆不仅教授中原的儒家经典，还特别开设了百越语言与文化的课程，聘请百越长老担任教师。
学馆创立之初，许多百越部落对这一举措表示抗拒。他们担心子弟学习汉人文化后会忘却自己的根本。项龙特地拜访了几位有影响力的百越贵族，向他们解释学馆的初衷。
“学习汉人的知识，不是让我们抛弃百越，而是让我们更强大。”项龙耐心地说道，“只有了解对方，我们才能真正做到平等对话。”
为了缓解百越人的疑虑，项龙在学馆中设立了“百越文化日”，鼓励百越学生通过表演和展示，向汉人学生介绍自己的传统。慢慢地，这些活动成为了学馆的亮点，百越与汉人学生之间也逐渐建立起了友谊。
在政治层面，项龙提出了一个更大胆的计划。他建议赵佗在岭南地区推行“多民族共治制度”，吸纳百越贵族进入郡县的行政管理体系。
“如果让百越人觉得，他们的命运掌握在自己手中，他们就会更加支持我们的统治。”项龙说道。
赵佗采纳了项龙的建议，在苍梧郡和桂林郡分别设立了“部族议事厅”，邀请百越贵族参与地方事务的决策。为了确保汉人与百越之间的平衡，项龙还提出实行“共职制”，即每个重要官职由一名汉人和一名百越人共同担任，分工合作。
这一制度的推行初期，遭到了一些汉人官员的反对。他们认为，这种安排会削弱汉人在岭南的统治权。
“如果我们无法让百越人心甘情愿地配合我们，所谓的统治不过是短暂的假象。”项龙坚定地回应道，“真正的稳定，是来自内心的认可，而不是刀剑的威胁。”
事实证明，项龙的判断是正确的。共职制实施后，百越贵族开始积极参与地方治理，汉人与百越的合作也逐渐变得默契。这一制度被后人称为“岭南共治模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