韦尔斯先生决定去死。
他深思熟虑过。
还是决定去死。
除了平日里心事重重地躺在发黄的床单上，和那些让他连翻身都很难的鸡骨头、空酒瓶和烟头作伴外，脊髓里针刺般的痛苦让他的两根眉毛再也不分彼此：他很久没有宽宏大量过了。
也许这是就是报应。
他想。
但若再来一次，他还是会干同样的事。
泥痕折印遍布的风衣与斗篷潦草抛在破损严重的地板上。屋里所有窗都紧紧关闭着，空气浑浊的像是半条街的人刚来这里排泄过一样。
他那仿佛失恋者千疮百孔的心灵的内裤挂在手套该挂的地方，手套挂在放袜子的盒里，袜子穿在脚上，被脚趾头刺穿。
他翻了个身。
哀嚎出声。
他病了许多年，越来越严重。
曾有医生来瞧，但同样的医生，不同的时间给出了不同的答案：在数日前，或者一两个月，他记不清了——那时他还颇有财富，女人变着法在他面前卖乖，搔首弄姿只为了他兜里那点不软不硬的、上了年纪的笑声。
直到有人同他嘀咕了一个‘大投资’。
大项目。
一个特殊、隐秘的组织(据说)，一个不为赚钱、只为调查的项目(据说)，一个确实得了不菲汇报的朋友(眼见为实)。
然后。
他就变成现在这幅模样了。
万贯家财像个刚开始入夜工作、还没学会怎么讨好男人的姑娘似的整个过程没有发出一丁点声音。
——它们就这样消失了。
韦尔斯从先生变成了泥脚趾，这些日子以来，他倒很久没能听见有人再称呼他先生。
医生也是。
他没了那些让身体酥酥麻麻的药，买不起药，也买不起医生的嘘寒问暖，他们给自己的那些没什么用、但听起来格外舒坦的良好建议——就连妻子都开始嫌弃他，并在一个宁静的夜晚悄无声息地离去。
他没有孩子。
现在也没了妻子，没了钱和房子。
“但我还有一身治不好的病。”
琢磨怎样去死的男人嘀咕。
——如果不是实在活不下去，谁会想要去死呢？
那可要下地狱的。
但韦尔斯已经受不了折磨，心灵上的，身体上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