让贵族交税确实不那么容易，而且极为容易反复，毕竟统治阶层都是贵族群体，又是裁判又当球员的事情，做起来总是事倍功半。
不论是现在的贵族，还是精英阶层，其实都是一个道理，损害到他们的利益，不是遭到反噬，就是政策变形。
考验施政者的是不光是各种手段，还有就是把握好其中的分寸，找到一个能让大多数贵族都能够接受的路径。
这对唐初的施政方针的影响其实还不算太大，土地兼并的问题根本不用考虑，随着社会越来越稳定，贵族的财富在迅速增加。
新旧贵族阶层的斗争已经大致结束，在开国君主的强而有力的统治之下，矛盾都被压了下来。
总的来说，其实就是大家的日子肉眼可见的好了起来，再加上各种军事上的胜利，振奋了国内的人心。
结果之一就是在贵族征税之事上，阻力已不像先前那么大了，新的贵族可以接受这种程度的税收。
旧的贵族日阶层在新旧交替当中，大多衰落了下去，于是外在表现就是朝中议论税制的声音渐渐小了。
到了元贞七年，大唐的贵族阶层渐渐习惯了定期交税的日子，过不下去陷入破产危机的，大多是经营不善所致。
新兴的贵族群体则心满意足，他们的家族大多并不庞大，田产也没那么多，所以也就没有什么利益上的纠葛。
对于他们来说，得到了他们想要的生活，向官府交税并不能影响他们的地位和日渐美好的生活品质。
而新兴的贵族群体才刚刚成型，并没有压榨其他阶层，以保证自身利益的强烈意愿，也没有那样的现实环境。
所以说大唐这几年的田税一年上一个台阶也就很好理解了，这其实就是历代开国之初的一段时间的最好的福利。
新朝新气象，大家的忍受阈值也比较高，什么政策都能大差不差的尝试一下。
大唐的基础工程建设进行了两年，工程规模都不算大，也建造不起大的工程，只能算是修修补补。
前隋遗留下来的宝贵财富，被大唐继承了下来，主要是四通八达的驰道和各种水利工程，修的差不多了，大唐也没有另开小地图。
元贞七年的时候开始恢复驿站系统，估计在元贞八年就能弄的差不多了。
今年年末，李破打算让臣下们商议一下，在明年开始建造两条新的驰道，一条是从长安万年县到朔方的道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