出来的人才有了过剩的迹象，利益集团也变得足够强大，那个时候国策便会为之更改。
到了元贞八年三月，随着盖文达，崔玉等人被处斩，长达半年的长安书院一案才算是告一段落。
此案处斩五十四人，流放一千二百余人。
剩下的则以门下侍郎长孙顺德，礼部侍郎杜淹等涉案之人，还在等待一个结果，基本上都是这些年京官们口中的河南世族派系中人，其中夹杂着一些关西人物。
涉案人数之多，远超当初高慎一案，虽然朝廷已经做的比较收敛，可还是相当于一场清洗，算是在唐初时节给人们留下了一个非常深刻的记忆。
当时尚书令温彦博和中书令萧禹交谈的时候，温彦博给予了此案一个评价，那就是清除了隋末之余毒，匡正朝廷之名望，此举可谓大善也。
萧禹明显并不赞同他这样的定性，因为河南世族向来跟关西门阀联络有亲，这是当年杨广迁都洛阳所造成的局面。
很多关西人都在洛阳为官，顺势和洛阳世族联姻，无论长孙顺德还是杜淹，都是此类人物。
温彦博则是晋人，在他眼中，估计关西门阀未必比洛阳人家强上多少，同样是朝堂上的祸害，造成隋末大乱的元凶，如今则变成了余毒。
今日陛下借大案清洗了一番河南世族，哪天说不定就该轮到关西人了，温彦博此时沾沾自喜，难道他就不担心晋人将来的处境？
而山东人，河北人大多效力于军中，同样是派系林立，蜀人向来和关西人亲近，江南的各类人物又自成一体，当年就是用陈梁之士形容他们，如今南人年轻一辈早已忘了旧事。
可在元贞四年入京赶考的那些士子不还是闹出了南北之争？
所以说萧禹心中五味杂陈，既觉得皇帝这么做有卸磨杀驴，兔死狗烹之嫌，却也感觉河南世族的这些人烂泥扶不上墙，活该受此严惩。
两个宰相性情各异，心态自然也截然不同。
范文进就不像他们，和朝中各个派系都没有牵连，没有了长孙顺德的掣肘，再加上杜楚客是杜淹的侄儿。
虽然和叔父闹掰了，但也不忍心见到叔父就此人头落地，到皇帝面前哭诉了一番。
李破又不是心理医生，要照顾病人，给杜淹求情，就因为他是你叔父？
李破当即便恼火的斥责他只顾私情，不问大局，让他回家闭门反省，至今还未被放出来，估计得等杜淹问斩之后再说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