同渠道的“提醒”、“询问”，甚至是隐晦的“警告”，络绎不绝。
有人暗示他“划清界限”，有人旁敲侧击“孔捷问题复杂，李李云龙要爱惜羽毛”。
李云龙一律硬顶了回去。
“查！让他查！”
他在电话里对着一个级别不低的“劝说者”怒吼，
“查个底儿掉！查出来孔捷真有问题，老子亲手毙了他！
要是查不出来，谁他妈在里面煽风点火、栽赃陷害，老子也饶不了他！”
他粗暴的态度和不加掩饰的护短，让许多想趁机搅浑水的人心生忌惮。
赵刚则发挥了他政治工作者的优势。
他一方面积极与上级相关负责部门沟通。
反复强调孔捷同志在战备工作中的重大贡献和一贯表现。
以组织名义提供详实的正面材料；
另一方面，他亲自约谈工作组中几位相对理性的成员，不卑不亢，据理力争，将调查的方向努力引向“弄清事实真相”。
“帮助同志改进工作”的轨道，极力避免无限上纲上线。
他的沉稳、理性和对政策的精准把握，如同一道无形的堤坝，在一定程度上遏制了汹涌的浊流。
然而，风暴终究不会轻易平息。
工作组最终拿出了一份措辞依旧严厉的“结论报告”。
报告虽然无法坐实孔捷“腐化堕落”的核心指控。
但依旧以“严重官僚主义”、“对下属企业负责人监管不力”、“生活作风上要求不严。
造成不良影响”等理由，建议给予孔捷“撤销军代表职务、留党察看一年、行政记大过处分”。
并“调离原重要岗位，下放劳动锻炼”。
当这份处理意见的初稿送到李云龙案头时，他沉默了许久。
窗外，夜色深沉。
他拿起笔，在那份冰冷的文件上，在“撤销职务”、“留党察看”、“记大过”等处分意见旁边。
用力地、几乎是戳破纸背地划上了几个巨大的、触目惊心的问号：“？？？”
然后，在文件最下方，他提笔，蘸满了浓墨，写下了两行力透纸背、如同刀劈斧凿般的批示：
“如此处理，寒将士之心，毁长城之基！
建议：保留党籍、军籍，行政记过。调任后方农机厂，以观后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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