地方上更是一笔烂账。
申时行妻家的织造工坊，苏州府的官员大概也不敢征税。
而这个时期的西方，也没有借鉴的可能。
法国还在使用包税制呢，再过上几年，法王甚至用法令让包税人世袭，这一套大元早就玩过了。
而工业时代的英国，还收过烟囱税和窗户税，按照烟囱和窗户的数量征税。
如何收商税，这是摆在内阁面前的一个问题。
向谁收，怎么收，这是一个复杂的问题，这绝对不是苏泽两三句话就能说明白的。
张居正叹息说道：“你既然不知道怎么收，却要在灵济宫大会上当众说出来，难道不怕成为众矢之的吗？”
苏泽说道：
“张阁老，下官在灵济宫所言，其实也是为这些商人好。”
“我朝商人，家有万富，还要藏寄于人，还不是因为没有商德的缘故。”
“若是商人能纳税，为朝廷和地方做贡献，那他们所得之利就是朝廷承认的了，就不用再如以往那样小心翼翼，锦衣夜行了。”
张居正只觉得苏泽是诡辩，但是苏泽却是真的这么想的。
纳税是一种义务，同时也是一种权利。
很多票选制度的早期，都将年纳税金额当做一种门槛，只有纳税超过一定金额的才被视作有票选资格。
合法纳税，也就意味着收入得到合法性的背书。
而现在很多大明商人，根本不敢走在阳光下，生怕漏财被官府盯上。
合法纳税，就意味着合法的政治权利，而纳税多的工商业主，自然也会追求更多的政治权利。
而苏泽在灵济宫大会当众抛出四民之说，还有一个目的，就是引起读书人研究“四民之道”。
社会科学也是这样的，同样也需要一个启蒙工具。
阶层就是这样一个工具，当苏泽抛出四民论的时候，那自然而然的就会有人用阶层来研究社会。
苏泽也期待自己的四民论，和中晚明发达的思想界，会碰撞出什么火花来。
张居正说道：
“本官已经向陛下建议，先从市舶司的货船税开始，在登莱和月港加征商税。”
苏泽看向张居正，没想到张居正在财政上的直觉竟然这么厉害，首先想到的就是出口关税。
确实，在这个官府效率低下，全国情况复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