孙克定叹了口气，“贤弟既能清楚敌人是谁，想必也明白，他们为何要竭力阻止你押解这次税银了。”
裴元沉默了一会儿，也不遮掩，“是因为江南百姓的税赋太重了，现在的局势已经容不得朝廷在江南开辟新的财源了。”
孙克定摇了摇头，“不只是税赋的事情。”
裴元当然知道不止是税赋的事情，明朝的田赋制定的份额并不高，没道理北方经历了多年战乱还能挺得住，南方却先受不了了。
这里面其实有一个很重要的原因，是苏州、松江、嘉兴、湖州的土地，大多属于明朝建国时没收的官田。
土地国有化的结果是，这些地方的百姓，要交给大明朝廷的钱，分成了“较少的税”和“很多的租金”两部分。
单纯是税赋，这部分金额可能不大，但是两者和在一起，数字就让百姓接受不了了。
那问题来了，同时期北方的老百姓日子就好过吗？
并不是。
只不过在土地兼并的社会大环境下，北方大多数百姓的租金是交给地主的。
因此，在同样的生活压力下，江南的老百姓日子过的不好了，就痛骂大明朝廷，仇恨大明朝廷太过贪婪。
而北方的老百姓日子过的不好了，就变成骂地主，仇恨地主太过贪婪。
北方的一个地主拉住十多户百姓的仇恨，不但拉的稳稳的，翻不出什么大浪，心情不好的时候，还能带着狗子去把百姓打一顿。
这日子过的，叉腰。
但是在江南就不一样了，那是几十上百万的仇恨，都在朝廷身上。
当几十万、上百万人一条心的仇视朝廷，那可就太可怕了
当然，这里还有一个问题。
既然全天下老百姓过的差不多难熬，那为什么只有南方的官员特别爱民，不但到处制造舆论，还事事冲在最前方呢？以至于到最后大家一提起来，第一印象就是大明疯狂的在南方吸血，导致江南一代民不聊生。
这个问题也很简单。
因为，南方的官多啊。
这个结论看着很诡异，但其实一点都不正常。
它的因果链是这样的。
南方的官多，导致免税特权笼罩的人群就多，再加上土地兼并和单纯为了避税的土地投献，最终让不交税的人越来越多，交税的人负担就越来越重。
比如说，家里有二十万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