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可能吧。”
杨宇辉和薛德洪匆匆赶到了江远的解剖间。
正常的尸体解剖，起码是两个人以上的配置，多数还要配置一名法医助手之类的，以外包和临时工居多。
这种时候，法医助手自然也扛不起责任。
杨宇辉是负责滨水南路公园弃尸案解剖工作的法医。他是正牌医科大学的正牌法医专业毕业的正广局的正牌法医，今年35岁。说起来年龄不是很大，但杨宇辉的经验已经足够丰富，也执行和参与过多起大案的解剖了。
搞错尸体的身份是妥妥的错漏了，杨宇辉一路上过来都在回想此案，到了地方，整个脸都是皱的。
“当日没取到dna吗？”江远先问杨宇辉。
dna是金标准，如果能比中dna的话，后续就没这么多事了。
杨宇辉“嗯”的一声，道：“取了多个标本，但都没有取到dna，我当时特意取了内耳的听小骨和指甲近端，都没取到。应该取牙骨质的，但当时根据随身的衣物，以及尸体的身高，再加上失踪人口的报告，以及家属辨认，已经确定了受害人的身份，就没有再做后续的检验了唉，我应该再做一次的，确定不是李宁霞？”
内耳的听小骨由于受颞骨保护，dna的降解速度会慢一些，许多轻度腐败的尸体里，都可以通过砧骨等位置取到dna，但这已经属于是比较高阶的dna检测技术了，一般就投资个三五百万，聘一两名应届生的dna实验室是搞不定的，如山南这种比较落后的省份，已经需要送到省厅去做了。
当然，京局的条件要好的多，不仅砧骨可以做，需要的情况下，牙骨质也可以做。
但牙骨质就更麻烦了，取的时候要抗污染，还要在牙科显微镜下辅助剥离，然后再送去有mini-str技术的实验室尝试着做，检出率也不高，意味着要磨好几只牙。
如果是无法确定身份的无名尸的话，既然京局有条件，牙骨质该做就做，再不行还有部里的物证鉴定中心，单细胞全基因组扩增可以挑战腐败期更长的样本。
但工作过的人都知道，没有人会在已经得到一个答案的情况下，用数倍的时间和更多经费，特别是上级单位的资源去挑战这个答案，以确保万无一失，这种事只有徐泰宁式的不成功则成仁的情况下才做。
通过尸体的衣物，以及随身物品来确定尸体的身份，本来就是法医的工作之一，包括江远在内，都经常用这种方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