至于议会改革，一旦它通过了，那法兰西就是不列颠的未来。那就是一个通过议会投票诞生的法国大革命的翻版，议会改革的落地就决定了和平将要永远的离我们而去。
在政策上，我向来是坚持正确性大过连续性，我只支持正确的议题，有利于维护国家和平安定的议题，而不是支持改革或者不改革的议题。如果我的脑筋真的那么僵化，我当年就不会同意皮尔任命一位天主教信仰的约克小伙子做高级警官。”
说到这里，公爵的眼睛里仿佛燃烧着一团火焰，就像是此时他并不是坐在舒服的大宅，而是站在滑铁卢的高岗上：“我早就说过，让辉格党执掌政府会是一场灾难。而现在，他们当中又混入了达德利、帕麦斯顿、戈德里奇这样的坎宁派，这简直就是灭顶之灾！”
阿巴斯诺特夫人听到这儿，立马就明白威灵顿公爵为什么会与前首相坎宁爵士常年积怨了。
当年两个人的分歧主要在于不列颠的外交政策上，坎宁爵士主张承认承认那些新近独立的南美洲国家，也主张英国应该帮助希腊摆脱奥斯曼帝国的控制独立建国。
然而这样的立场却让公爵心中感到不快，他屡次向坎宁爵士当面表示。
“考虑一下爱尔兰所发生的一切，以及爱尔兰即将发生的一切。那里的前景并不美好，如果我们承认了这些南美的分离主义分子，甚至有可能会让爱尔兰的爱国者们担惊受怕。我们必须格外小心，不能鼓励任何国家、任何地区发生的任何起义。
我们不能让动乱、自私自利、证券交易、宗教摩擦来迫使我们承认那些由叛乱省份组成的新政府。如果你认为哥伦比亚的起义军并没有犯罪，玻利瓦尔是一个英雄而不是叛党，那么你就同样不能惩罚倡导爱尔兰独立的奥康奈尔。
至于希腊，我承认奥斯曼土耳其残酷的压迫着当地的人民，他们受到全人类的憎恶，而且我们也不应该与君士坦丁堡的政府产生任何合作。与此同时，如果我们想要在欧洲建立一个属于希腊人自己的新国家，就必须让它建立在现代民主原则之下。
但值得注意的一点是，我发现俄国人正在动用他们的手段不断地向希腊传播着他们的理念与影响，试图将希腊打造成他们进入地中海的桥头堡。因此，如果我们依旧坚持现行政策，那么对于建立一个以不列颠政治体制为蓝本的新希腊绝对是百害而无一利的。”
而威灵顿公爵与坎宁爵士的摩擦，也进一步导致了他与坎宁派议员们日渐疏远的关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