利都是一样的深爱。每当我听到‘祖国’这个词，就好像我在地平线上看到第一个灯塔的闪光。1830年法国七月革命发生时，我的喜悦心情还要胜过不少船上的法国水手。
因为我忽然发现，原来真的有一些人正在为拯救意大利而献身啊！巴黎推翻了波旁王朝，容留了那么多的意大利流亡者，而且还积极支持我们的事业，一夜之间，我们仿佛又团结起来了，就好像当年在拿破仑领导下的法兰西帝国和意大利王国。”
或许在后世之人看来，作为一个意大利人，却与法兰西人产生共情是一件非常奇怪的事情。
但是在这个年代，不止意大利存在加里波第这样将法兰西视为灯塔和引路者的人，在中欧的德意志各邦国、瑞士、荷兰、波兰、奥地利、俄国，甚至于不列颠都存在这样的精法分子。
而在大革命最开始的时候，当时在不列颠郁郁不得志的辉格党、党外自由派甚至于托利党内都有不少人对这个新法国抱有极大好感，而且他们还将法国道路视为不列颠的未来前进方向。
只不过由于大革命的后续剧情过于神奇，所以辉格党内的精法分子很快就被连连打脸。到了拿破仑出任第一执政的时候，这帮人在不列颠国内很快就连一句支持法国的口号都不敢喊了。
而当拿破仑宣布登基称帝时，这帮昔日为大革命摇旗呐喊的精法分子终于忍无可忍，或许是因为粉到深处自然黑的原因，他们立马调转枪头，转而成了不列颠国内最反法的一股势力。
就连百年世仇的英国人内部都存在数目如此众多的‘英奸’，更别提在大革命和拿破仑帝国期间从法国人手里实实在在得到了好处的意大利人和波兰人等等民族了。
加里波第说到这里，转而看向大仲马：“亚历山大，你不能像爱法兰西一样爱意大利，我并不怪你，因为我在遇到那群来自法国的圣西门主义者之前，我也是同你一样想的。”
“圣西门主义者？”
亚瑟对这个名词可不陌生，因为法国政府前不久才刚刚查封了他们的报社。
加里波第微微点头道：“没错，我当时正航行去卡利亚里，在船上我碰见了巴留特先生的带领下前往君士坦丁堡。当时我对他们不了解，只知道他们是一群在法国受迫害的新宗教的追随者。作为一名意大利的爱国志士，我理所应当的向他们做了自我介绍。
我向他们表述了我狭隘的民族思想，谈到了意大利的问题。我现在每当想起那天晚上的场景，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