偌大的莱比锡剧院里，学生们在包厢里兴奋地谈论着即将开演的剧目。
此时观众还没有入场，因此倒也没有客人来向服务生投诉这群吵闹的大学生。
对于一群正值人生中最活跃时期的小伙子们来说，长期生活在哥廷根那样学术氛围浓厚的小城确实太压抑他们的天性了。
每天五点早起看书，上午和下午都被满满当当的课程塞满了，甚至晚上还会被教授叫到家里补课。
虽然这样的教育方式使得哥廷根大学走出了数目众多的知名学者和政府高官，虽然很多年后，当学生们再次回到哥廷根时，都会感谢当年母校对他们的严格要求。
但是这些道理，对于一群十几二十岁的青年人来说，还是太深奥，也太不近人情了。
他们不爱上课，也不爱读书，那座全欧藏书最多的大学图书馆以及高斯、赫尔巴特等顶级学者的课程更令他们想要呕吐。
他们喜欢彻夜狂欢，喜欢在酩酊大醉后把酒瓶顺着窗户扔到街道上，更喜欢和那群不识相的同学来上一场公平的决斗，喜欢拼了命的在对手脸上都留下一道难看的伤疤。每当这种时候，只有学校里的禁闭室才能让他们冷静一点。
19世纪30年代哥廷根学生决斗
虽然他们可以为自己的行为狡辩，去校园法庭上诉，尤其是俾斯麦这样的法学生，作为全德意志最好法学系的学生，他有资格为自己的正当权利辩护。
但是辩护成功的前提是，他必须得在法律知识储备以及辩论技巧方面胜过全德意志最好的法学学者——以达尔曼等人为首的哥廷根大学法学教授们。
同学们都在狂欢，并且没有被关禁闭的风险。
可这场狂欢派对中，却唯独缺少了对于哥廷根各大派对最忠实的参与者俾斯麦先生。
俾斯麦的心情糟糕透顶，他完全无心参加这场狂欢。
望着胸前别着的青年意大利徽章，他感觉就和吞了只苍蝇一样难受。
对于一位立志在普鲁士政府里干出一番事业的年轻人来说，再没有什么比跟自由派扯上关系更令人糟心的了。
任何一个德意志人，哪怕是旅馆女店主这样的乡下妇女都明白，在现在这个节骨眼上，要想在德意志邦国谋个好出路，那就得对国王和大公们表忠心。
况且，即便撇开光辉的仕途，单是从个人思想上来论高低，俾斯麦也不觉得自由主义是多么值得追捧的东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