亚瑟黑斯廷斯爵士造访莫斯科的时候，莫斯科自然哲学家协会在莫斯科大学为他举行了隆重的欢迎会。这个协会的会员有大法官、检察官和莫斯科各个衙门的头面人物等等，总之，是一些从来不研究自然哲学，也不研究非自然哲学的人。
黑斯廷斯是英国国王任命的外交官，沙皇又曾授予他安娜勋章，并下令免收材料费和证书费，他的声望自然传进了这班人的耳朵。他们知道这位英国骑士是欧洲电磁学界的科学领袖，在伦敦时常出入奥尔马克俱乐部，在巴黎受到过法国国王路易菲利普的接待，先后被皇家学会、巴黎科学院和柏林科学院表彰过，因此决心不让自己在这位大人物面前出乖露丑。
时至今日，我们对待欧洲人和欧洲，仍像外省人对待帝京的居民一样，卑躬屈膝，阿谀奉承，把每一处差异当作缺陷，为自己的特点脸红，尽力掩饰，以致总是低声下气，模仿别人。其原因就在于我们给唬住了，俄国人还没有从彼得大帝的嘲笑、比龙的侮辱、德裔官僚和法国教师的蔑视下解放出来。
西方人议论我们心口不一，奸诈阴险，把我们的面子观念和自我吹嘘当作了存心欺骗。在我们这里，同一个人可以有两副面孔：既准备与自由派握手言欢，也乐意充当最正统的保王党人。这不是什么别有用心，只是出于恭敬，为了讨好别人。在我们的颅骨上，取悦于人的结节特别发达。
在莫斯科大学中，对黑斯廷斯的接待真是非同小可。从门口到自然哲学协会的礼堂，到处都设下了埋伏：这儿是校长，那儿是系主任，这儿是初出茅庐的教授，那儿是由于即将退休、因而讲话慢条斯理的老专家，每个人都用拉丁语、德语、法语向他祝贺，而这一切都是在号称走廊的可怕隧道中进行的。在这里哪怕停留一分钟也非感冒一个月不可。
黑斯廷斯对任何人都得摘下帽子，洗耳恭听，对每句话都得答复。我当初就曾警告过他不要重蹈洪堡的覆辙，但他显然没有把我的话当真。因此，当我听到他对我抱怨起这桩遭遇的时候，我笑了，笑得既无奈又糟心。
黑斯廷斯走进学校礼堂，刚刚坐下，寻思着自己总算能得一刻安宁了。
然而，他的屁股刚刚落下，便又得起立了。
因为莫斯科大学的谢尔盖戈利岑学监认为有必要用俄语发布一份措辞简短有力的命令，来表彰这位著名科学家的丰功伟绩。接着，文学教授“军官”谢尔盖格林卡又操起他1812年参加卫国战争时的嗓音，用嘶哑低沉的声调朗诵自己的大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