就是：俄国农民被禁止向地主提起诉讼并且不被允许出庭作证。如果地主乐意，他随时可以把他的农民流放西伯利亚或者送去服20年的兵役。
而且俄国的农民貌似已经麻木于现状了，相较于英国农民的‘斯温暴动’等一系列暴力事件，俄国农民的反抗就显得平和了许多，俄国许多被定性为农民暴动的事情放在英国最多只能叫做不服从和罢工。
即便是在俄国造成普遍影响的普加乔夫起义，参与起义的农民们也从不反对沙皇权威，因为他们的领袖普加乔夫打出的旗号是——他才是真正的沙皇，起义的目的则是要从篡位者手中夺回皇位。
而英国的‘斯温暴动’嘛，英国农民的主要矛头对准的也不是国王，或许有一部分是为了针对和他们不对付的政府，但是他们干的最多的还是砸烂所有机器，并把抢他们饭碗的工厂主乃至于一部分甘愿为工厂主充当走狗的工厂工人一并吊死在路灯上。
这两种行为究竟哪种更文明呢？
爵士站在警察的角度上，觉得很难发表评论。
但是作为一个地道的乡下人，农民出身的亚瑟能够清楚地意识到，糟糕的生活环境使得大部分农民从骨子里都是现实主义者，现实到近乎于冷酷，这一点在天寒地冻的俄国体现的尤为严重。
操心自己，别管他人。
别人的眼泪就是水。
只要能得到足够的吃的，说谎又有何妨呢？
这几句谚语是他最常从俄国农民口中听到的话。
如果你因为庄稼汉看起来老实巴交便把他当做没头脑，那你才是真正要吃大亏的那一个。
而亚瑟对农民的了解，也让他意识到乌瓦罗夫提出的官方人民性理论究竟有多么可笑，撇开沙皇和国家这一点，东正教首先就解释不通。
这帮骨子里充斥着现实主义的俄国农民们确实很迷信，为了一点小病小灾，他们可以在教堂里连续好几天祈祷。
但是一旦他们的病好了，那您就瞧吧，他可以在做弥撒的时候，一边口呼上帝的名字，一边还在给自己身上的某个位置搔痒。
俄国的教育大臣乌瓦罗夫要么是把迷信和宗教信仰弄混了，要么就是揣着明白装糊涂。
在亚瑟看来，宗教的基础是对上帝虔诚和敬畏，但是俄国农民的身上很少能看到这一点，甚至就连经历了大革命洗礼的法兰西的虔诚信徒都比俄国要多。
亚瑟委婉的向沙皇谈了谈他关于文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