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便衣巡捕逼迫住守该机关一位女士，说出任培国的身份和姓名。
这名女士是郭亮烈士的遗孀李灿英同志。
抱着牺牲之决心的李灿英坚决表示“不认识来人”。
任培国也立刻解释说走错房门了。
但恰在这时，一个意想不到的事情发生了——
李灿英有个三四岁的儿子，名叫郭志成，是李女士和郭亮烈士的儿子。
任培国非常疼爱这名烈士子女，经常从自己微薄的生活费中省钱出来给孩子买糖果，补充营养，故而孩子与他很亲近。
雨雾中，三岁的小志成辨认出了自己的“任叔叔”后，便一下子扑了过去，亲热地依偎在任培国身上
如此，任培国被捕。
不过，他始终没有暴露真正的身份，再遭受了三十多天的严刑拷打，依然不承认自己是红党。
而当时正领导特科的翔舞同志亲自指挥，设法托关系、又请律师、打官司，将任培国同志营救了出来。
程千帆和彭与鸥讨论一番，依然没有太好的办法解决类似事件。
革命同志也有爱情，也要结婚生子。
说句最直接也最残酷的话，没有了孩子们，同志们牺牲了，谁来继续革命！
而且，在地下潜伏工作中，有了家庭，有孩子们的存在，本身便是很好的掩护。
所以，这种情况是无法完全避免的，只能更加谨慎小心一些。
不过，彭与鸥接受了程千帆的建议：
潜伏人员，禁止在平素生活中向孩子们提及任何可能暴露身份的事情，譬如说，具体到此事，不能教导孩子们认识‘打倒国民党反动派’之类的标语性质文字，具体到以后，考虑到上海可能沦陷之情况，便是不能教导孩子们认识‘打倒日本帝国主义’之类的标语性文字。
可以教导孩子识字，但是，不能针对性的教导标语性文字。
这看似是一件小事，但是，无论是程千帆还是彭与鸥都是格外重视。
程千帆向彭与鸥汇报了刘波被引渡之事，特别提及了刘波在被押上囚车之时高歌国际歌的场景。
“这一幕实在是太震撼了。”程千帆摸出烟盒，他看了一眼窗外走过的同学们，没有给彭与鸥递烟，而是自己抽出一支烟，然后随手将烟盒放在桌面上，请彭与鸥自己拿。
“我几乎下意识的认为刘波是自己人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