方学者不承认夏朝存在”这样的非学术传言。
然而令人啼笑皆非的是，这种传言，其实更多是受国内学风的影响。
夏朝的争论开始于民国时期顾颉刚的疑古运动，而中国现代考古学的奠基人之一夏鼐，也站这一观点，对“夏文化”的存在抱有相当谨慎的态度，在禹都阳城告成遗址发掘现场会的总结发言中，夏鼐就指出，夏文化“应该是指夏王朝时期夏民族的文化”，而“夏代文化的认定，必须要有强有力的证据。在还没有发现有力证据前，有关夏代文化的各种意见只是推论”。
但是同样的，国内存在“疑古派”，也就存在“信史派”。
这一派认为，在古代文献记载中所见的夏商两族活动范围内，即黄河中下游的中原地区，已经不太可能发现什么新的考古学文化了。因此考古学上的夏文化，就必然就包含在这一空间和这一时间已经发现的诸文化类型的各期段之中。
但是即使在那些认为“夏”存在学者中，对于“夏”的表述也存在很大不同，有人说“夏文化”，有人说“夏代”，有人说“夏国”。
然而这三个概念，其实在史学上是存在巨大差异的。
这些混乱也给了疑史派反击的机会，有人就主张应该只利用地下材料研究上古史，不要用一些压根不能证明真伪的所谓“文献”，来对考古穿凿附会，而且对于迷信文献，滥用文献的中国学者进行批判，认为其不但背离了西方的考古方法，也糟蹋了中国的考古资料。
不过自王国维提出“二重证据法”之后，这一地上材料与地下材料相结合的研究范式，几乎已经成为了中国史学界的不容置疑之真理。
因此经过这么多年的争吵后，好歹已经把基本矛盾，也就是争论的关键重点，总算归纳得相对集中而清晰了，那就是现有有关夏代的考古发现，能不能够对历史文献产生有力佐证这一点上来。
因此即使被国际学术界认为过于相信中国文献的夏含夷，根据西方确定的比较窄的历史定义——非文字资料不信史的说法，夏朝的存在的确需要商榷。
比如说禹贡，尧典，到底是不是夏代的文字资料？现在学界已经证明了并不是，所以尚书就不能作为信史来看待。
而西方认为真正的历史文字资料是从甲骨文开始的，然而甲骨文上并没有证明。
但是信史派很快就迎来了能够让自己欢欣鼓舞的事件，那就是1899年甲骨文的发现和1928年安阳殷墟的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