洋铜的生意交给他人，决定亲自督办，但这样一来也就耽误在浙江推行摊丁入亩的事，也就请旨暂缓。
弘历知道，法海这是不放心民籍汉官，担心汉官会为了大户利益，让洋铜的买卖出现差池。
可天下民籍汉官多于八旗官员是事实，这是人口结构决定的，即便朝廷能用旗人就优先旗人，但也不可能真的不依靠民籍汉官做事。
所以，弘历也就批评了法海这一行为，责怪他不知道主动想办法在制度上进行创新。
弘历为此提出了自己的办法，让法海可以请旨按需求调用候补官员，且在具体的一差遣上，在安排一官员时，同时委派两三个候补官员为第一第二顺位的待用官员，让这待用官员监督负责这事的现任官员。
只要负责这事的现任官员操守过分不好或者偷奸耍滑，候补官员就可以秘密揭发，一经查实，在处置这官员后，第一顺位候补官员就可以直接代替该官员。
而原来的第二顺位候补官员就可以变成第一顺位官员，继续监督新任命的官员。
如此，只要这候补官员想成为有实权的现任官员，就必能认真监督负责此事的现任官员，而恨不能尽快升调代替此官。
清朝由于既要照顾八旗贵族在官僚集团中占据优势地位，又要利用科举拉拢汉人士大夫，而没有减少明朝后期的常年科举进士和举人录用人数，也就造成文官官位不够分。
再加上，之前平三藩为筹集军费需要卖官等原因，也就设了候补官制度。
许多官员虽然不能立即授官，但可以成为候补官。
而督抚这一级的封疆大吏在遇到需要增设一官位如布政司参政、按察副使、按察佥事等，而去负责具体某一差遣时，也会请得朝廷同意，让这些候补官去负责该差事，进而成为实权官。
所以，法海这个浙江巡抚也是可以就洋铜的事请旨专设一道台官去负责的。
只是，弘历现在让他在设一道台官负责此事的同时，再用几个候补官为待用官，而实现利用这些汉人士大夫想做官的本性，去让他们互相监督。
弘历相信，这些人会比旗人监督他们还要卖力。
因为这一制度正是雍正在后期的发明，效果很好，且一直沿用到清末。
许多候补官因此以委员的身份在大战前线、赈灾前线做事。
不少晚清时期的督抚重臣甚至就是从中出现的。
“委派待用候补官
点击读下一页,继续阅读 岸上杨柳清 作品《家父雍正，我是乾隆？》第一百八十六章 制度上的创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