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关开元十四年这一场政斗，以及发生在开元年间其他的中枢斗争，有一种观点叫做文学与吏治之争。
很多人在这一视角框架下去总结和解释开元时期的中枢政局，但也有人提出质疑和反对。
简单说下我的观点，我认为这种观点既不准确，也不全面。
这种观点认为文学与吏治之争发轫于武周时期武则天与狄仁杰的一场对话，武则天要狄仁杰推荐贤良，狄仁杰回以若求文学之士，李峤、苏味道足矣，但如果要求卓荦奇才，则荆州长史张柬之才堪宰相，由此埋下了文学与吏治之争的一个伏笔。
之后这种争斗出现于开元初期，主要表现为作为吏治派代表的姚崇对文学派张说等人的排挤打压，而问题就出在这里，即文学和吏治该要如何定义？标准在哪里？
张说作为文学之士，这是毋庸置疑的，此乃其人身上最大的一个标签。但是和其相近时期遭到排挤贬谪的还有郭元振、刘幽求、钟绍京等。
郭元振进士出身，还向武则天进献宝剑篇，文学无疑。刘幽求进士出身，并在唐隆政变后短时间内连拟上百道诏书，这么能写，文学。钟绍京不是进士，且卑官小吏出身，但他会写字，书法好，文学！
至于姚崇，虽以孝敬皇帝挽郎出仕，之后又应制举下笔成章，虽然这名目一听就是词科，但那不重要，姚崇以吏治知名，所以他是吏治！
其实张说、郭元振等人，他们除了被用一个牵强的“文学”概念联系起来之外，还有一个非常统一的身份，那就是唐玄宗的政变功臣。
抛开所谓的“文学”概念不谈，把这几人对标神龙五王，事情立刻就变得通顺了。这几人在政变结束后也掌握了朝政大权，并且流露出恃功而骄、妄想左右唐玄宗的意图。
唐玄宗为了摆脱功臣的掣肘，所以将姚崇援引入朝。这思路大概类似于他三大爷唐中宗留用武三思，反杀神龙五王。
所不同处在于，唐玄宗任用的姚崇是一个治乱能臣，不只解决了功高欺主的功臣群体，更将开元初期的混乱政治导入正轨。而唐中宗选择的武三思则是一个添乱老贼，解决完神龙五王之后，便一起放飞自我了。
按照这种观点，得亏武三思没啥才名，也很难跟张说联系起来，否则所谓的“文学与吏治之争”，早在中宗朝就该爆发了。因为神龙五王多是狄仁杰所引，正符合吏治的定义。
由此也可见，所谓的文学与吏治，本来就是比较模糊宽泛的概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