针对方念这个案子，李承乾上书天子，请求加强对官员的监察、查办力度。
其一，设立铜匦：鼓励告密，对举报犯有罪行过失官员的人，一经查实，授予重奖;即便举报无实，举报者也无须承担任何责任。如此，必然四方告密者蜂起，官必重足屏息，只得收敛起贪赃枉法之心。
其二，将御史台一分为二，分设肃政左右台，加强对官员的监察。左肃政台，专司纠察中央百官和军队。右肃政台，专门负责京畿地区和地方各州县官员的按察。并将监察御史，由之前的十八人，增至八十一人。形成左台以察朝廷，右台以澄郡县的纠察格局，左、右两台迭相纠正。
其三，李承乾还起起草了新的监察法规巡察六条和风俗廉察四十八条以扩大监察范围。
其四，授予三法司重权，允许他们在审核官吏的案件中，适当的使用肉刑，迫使地方官员畏之如虎，如此以身试法者则会日益减少。
比如说：受财枉法，官员收受了贿赂后违背法律做出决定。按其受财“赃”的多少量刑，“一尺杖一百，一匹加一等，十五匹绞”。
受财不枉法，官员虽然接受当事人的钱财，但在裁决上并没有违反任何律法。则凡是计赃“满一尺，杖九十”；以上递加至满三十匹以上，处“加役流”。
受所监临，官员收受自己部下及所管辖内百姓财物，而未有具体的所求，无违律法，则计赃“一尺笞四十，一匹加一等，八匹徒一年，八匹以上加一等”，赃满五十匹以上，处流二千里。
在李承乾看来，官员渎职受贿，是历朝历代无解的施政难题。朝廷赋予官员驱使百姓、裁判、予夺大权，自然也就难以防止权力的滥用，或与钱财换取权力。朝廷专门设立的监察系统也不在于防止官员渎职受贿，而更着重于检测官员对朝廷的忠诚。
李承乾是理智的，他并没有将目标放在完全的消灭上，而是将其控制在一个“合理”的范围之内，以此稳定朝廷的统治秩序。
尚书中说：无偏无党，王道荡荡；无党无偏，王道平平。贪渎是最容易形成朋党的，所以韩非子说：大臣两重，父兄众强，内党外援以争事势者，可亡也。贪渎滋生朋党，朋党则国家危亡，因此当设谏以纲独为，举错以观奸动，罚比周而赏异，诛毋谒而罪同。
对于太子所奏之事，李世民自然是赞同的，所以旨意很快就发到了尚书省：太子所奏，一子不改，按此办理，不得有误。
有了皇帝的御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