用，这要根据特定的案件、特定的审讯人来相机抉择看有没有必要用，对吗？
不能像手里拿着一把锤子就看整个世界哪哪都像钉子一样，也不要觉得使用特殊手段就能短平快来达到节省司法资源的目的，我觉得这个使不使用的唯一评判标准就是能不能拿到最真实的口供，这是最为关键的。
当然，这个选择是门艺术，不可能所有的承办都掌握了这门艺术，而且这还要排除个人的主观意愿问题。
但很明显，我遇到的这位承办就没能掌握这门艺术，或者也许他掌握了，但就是不愿用。
在我的认知里，当然不一定对，只是一个普通老百姓最朴素的认知而已，承办在找我的客户录口供的时候，不应该是坐下后让客户说说我们的资金往来是怎么回事吗？客户说什么如实记录就好了，对吧.
可现实是怎么样的呢，承办先带着威胁的口吻跟客户说要好好讲，不然可以把他们也都抓进去，然后接着再用具有强烈偏向性和引导性的问题去问客户，这番操作我想不用我说都会有点不合适吧？既然是这样，那这个操作我只能理解为是使用了特殊手段。
那接下来就会有两个问题需要解答，第一是我这个案子需不需要使用特殊手段，第二是在使用了特殊手段后如何能确保所获得的口供的真实性问题.
从历来的案件审理来看，第二个问题比第一个问题更重要，因为我们看到了太多的办案流程中因为人为的一些主观因素和一些见不得人的目的，比方说来自上层的各种见不得光也见不得人的压力、或者要提高办案效率去争取嘉奖等等，造成过很多屈打成招、冤假错案的例子存在。
当然整体上这只是小概率事件，但是集体的小概率落在个人头上，那就是他的一生，就算有赔偿款那也是无法弥补这个缺憾的，更无法弥补一路以来的冤屈所带来的身心上的伤害。
所以我们要慎重，慎之又慎，法制化进程绝对离不开慎重这两个字。
那拿这两个标准慎重的关照下我这个案子，先不说我这个案子有没有这种必要使用这种特殊手段，可是先恐吓后引导，在这样的情境之下取得的客户的口供，不会距离真实性很远吗？
这样明显就会扭曲客户想要表达的真实意思啊，这不仅违背了使用特殊手段的必要性，也没有达到获取口供真实性的本质目的，这样的执法程序既不符合程序正义，也不具有真实性可言，从宏观上来讲，根本就不能算作证据了吧。”宁致远说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