碍和惩罚，誓言和承诺又有多大的约束力呢？
对“人性恶”的基本假设，形成了美国政治文化的核心内容——那些由民选产生的公共官员，一旦掌握了无上的权力，必然私欲膨胀，如同暴君和集权独裁者一样邪恶。因此，就算是民选上来的好人，也是靠不住的。一个好的、稳妥的、能够防范和制止这种邪恶的制度，便成为至关重要甚至唯一可以靠得住的保证。
从华盛顿到奥巴马，美国已经产生了44任总统，其中华盛顿、林肯、罗斯福等都是名垂青史的优秀政治家。但就算遇到这样看起来“仁义礼智信”一应俱全的人物，美国人也不盲从迷信，照旧进行质疑约束。1937年，罗斯福觉得过于保守的最高法院阻拦了新政的道，于是借口最高法院法官年老体衰、办案延误，要增设一名法官。结果，不仅和罗斯福作对的政治保守派马上积极反对改组最高法院的意图，整个社会上也掀起了一股自发的抗议浪潮，尤其出人意料的是参议院中的独立自由派竟然也坚决支持最高法院。
原因是他们认为，自由派事业的胜利，绝不能靠玩弄骗局，往投票箱里塞假选票，也不能靠在法院里添人把持法院。要知道，罗斯福刚获得连任便开始打司法机构的主意，谁能确保他不会因此得寸进尺、骄傲自满以至飞扬跋扈，甚至完全站到美国宪法的对立面呢？
基于这种对权力的不信任而产生的预警性心理，美国人在设计政治制度时，对政府的行为处处设防，对政府及其官员时刻保持警惕与怀疑，如此一来，便自然而然形成一种极具监督效果的社会报警机制。其结果使得政府官员在这种无处不在的社会压力面前不得不更为有效、更为清廉。换句话说，即便是一个心地很坏的人，由于处处害怕做坏事而被人发现，而不得已不做坏事，这个“有贼心无贼胆”的人，就自然而然地成为一个“不得已”的好人，这种“不得已”的好人与心地天生善良的真正好人固然有区别，但这种区别对社会来说并无多大差别，反正他们最终做的是好事。
由此可见，美国政治文化对人性悲观认识的背后，又有着对制度乐观认识的因素。那就是：天性不完美的人们之间。
所以，在美国无论左右，其实对政府都提防到骨子里。
王圆这家伙也是如此。
尤其是这家伙是一个肥宅，天天在网上逛，多少沾点阴谋论。
“王，你已经是方外之人了，不要总把网上的那些东西拿出来说，你不是美国人，你是卡玛泰姬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