基也。”(左转.文元年传)；“今我妇人而与于乱，固在下位，而有不仁，不可谓元；不靖国家，不可谓亨；作而害身，不可谓利；弃位而狡，不可谓贞。有四德者，随而无咎，我皆无之，岂随也哉？”“德”的根本内涵在于“聿修厥德，永言配命”(大雅.文王)
“德”的概念是“君德”，是对于统治者的要求。天命只降临给有德之人，统治合法性以德取代了上天神灵的神圣性，这是一种跨越和冒险，它体现了周王朝的恢弘气魄。从此，为华夏民族开启了脱离鬼神和宗教的人治理念，并持续发展。在周书中，出现有“天不可信”；在大雅.大明中，出现有“天难忱斯，不易维王。”(真的只有我的王室的统治能够垂久吗？上天的这种旨意很难可靠啊。)；在诗经中，出现有“昊天不惠，降此大戾。”(昊天没有恩惠，降下如此大罪。)，“浩浩昊天，不骏其德。”(浩荡的昊天，不常保它的恩德。)等等。
进一步倡导“仁治”，并发明出“天道”概念称量君德。“民弃其上，不亡何待？”(左转)，“上失其民，作则不济，求则不获，其何以能乐？”(国语.周语下)。进而，“夫君国者，将民之与处；民实瘠矣，君安得肥？且夫私欲弘侈，则德义鲜少；德义不行，则迩者骚离而远者距违。”(国语.楚语上)则将满足民众，减少君王的私欲纳入到了“君德”的范畴。这些讨论，建立了一种民众对于国与君的否定关系。亦即——执政的合理性的缺失可以构成对于执政的合法性的质疑的合法依据。这成为了中国历史上的改朝换代的基本范式。用执政合理性维持巩固执政合法性，说白了，德治也是一种功利哲学或者说统治工具理论，它的任务目标是利于统治。
此前的夏朝的“天命论”，奴隶们再被压榨再惨不忍睹，也不可以反抗夏朝，否则就是反抗天！商朝的“神鬼论”，一切都是鬼神的意志，奴隶主是遵从鬼神意志，鬼神既背书了合法性，也赋予了执法权，也剥夺了反抗权，因为你不可以反抗鬼神。商鞅变法法家的摒弃善政德政论，认为善政会导致奸民，因此摒弃一切善政，要烧毁儒家诗书，用严酷法令治国，用立功、法律来管理国家社会。
因此，道德对于统治，不是必需品，而是辅助品。
德治理论当然是一种进步，是统治者成功的好途径，但要分清主次，谁是成绩谁是途径。衡量标准应该是以成绩，而不是以途径为标准。赵构再有德治措施，成吉思汗再凶暴，赵构也无法获得高于成吉思汗的评价。因此，对于帝王，衡量不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