都是先画靶子再射箭。
只有像苏轼这样的人，才会傻兮兮的，真的认为，诗赋取士比经义取士更好。
章衡叹了口气，道：“官家自然是千古第一孝子！”
“可是”
他垂下头来：“圣心所属，朝野皆知！”
他是负责贡举的主官。
也是官家心腹！
自然得跟着官家的指挥棒走。
而当今官家，喜欢的是什么？他还能不知道？
实学！
而科举的首选目的是什么？
为国轮才，为天下选人？
错！
因为，这只是科举的一个次要目的而已。
而科举的首要目的就是，给皇帝筛选出他所喜欢的臣子！
故此，庆历新政后，大宋科举开始转向经世救时。
为此，所有桎梏和一切细节上的问题，都不再成为障碍。
嘉佑二年的科举考场上，苏轼直接编了一个典故，都依然能够被录取！
且至今，都被传为士林佳话！
至于先帝为了变法，更是直接废黜诗赋取士，用经义取士，且是王安石的字说、三经新义来取士。
所以，在被任命为知贡举后，章衡就已经有一定觉悟了。
历代官家，变动科举，皆是从任用知贡举的大臣开始。
每一界科举考试，知贡举和两位权知贡举的大臣人选，通常就反应了当朝官家对科举的态度和倾向。
同时也决定了，当界科举的考题侧重点和选项。
所以，对于那些熟悉朝廷的官宦子弟而言。
只要知道了知贡举和权知贡举的大臣是谁？
然后去翻这些人的履历、文章、诗集，大概率就能猜到科举的风向，然后梭哈这个方向，只要自己水平不算太拉胯，基本上进士是稳了。
区别不过是名次而已。
这也是科举体制中，对于官宦世家的孩子来说，一条光明正大的作弊路线。
所以，官家命他来知贡举的时候，章衡就已经在心中大概有数了——让他如当年欧阳文忠公主持嘉佑二年的贡举一般，给大宋文坛，吹上一股全新的风气，并扭转自熙宁以来的文坛风气。
但问题是
章衡看向皇城方向。
自被任命为知贡举以来，他一直在等，等